“中国制造”须顺势应变

在全球主要经济体普遍面临经济增长放缓的背景下，2012年中国国际贸易学会年会暨国际贸易发展论坛日前在沪召开。论坛主题为“巩固外贸大国地位，推动外贸强国进程”。
部分与会学者认为，虽然全球产业链条布局发生着微妙的变化，但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绝对优势仍未明显动摇。在全球竞争聚焦成本与效率的新局面下，中国制造正发生着由以“量”取胜向以“质”取胜的变化。
社科院财贸所所长裴长洪：
“世界工厂”仍存绝对优势
制造业“东南飞”
当前，世界制造业的某些行业向一些劳动力成本更低廉的经济体转移的现象已经引起关注。
鞋企和电子企业的转移趋势非常明显，原本投向中国的外资也开始向东盟国家转移。如耐克运动鞋，2000年，中国生产了全世界40%的耐克鞋，全球第一。越南当时的份额只占13%，到2009年，双方各占世界耐克运动鞋生产的36%，2010年，越南取代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耐克鞋生产国。同时，中国东南沿海发达地区一些制造业也有向东盟转移的苗头。广东是电子、IT产业的“世界工厂”，电脑配件生产占世界60%，电子配套能力占世界90%。但近年来电子企业也有向东盟转移的现象，这些企业没有转向中国中西部内地。
同时，国际资本也更多流向东南亚国家。2000年以来，越南制造业产值以11%的速度增长。在2012年联合国贸发会议的调查报告中，在跨国公司评选的最受欢迎的东道国排名中，印尼和泰国排名大幅上升。在中国工资成本和生产成本继续上升的形势下，东盟各国制造业的竞争力继续增强。
根据《世界投资报告2012年》，2011年流入东南亚的外国直接投资为1170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6%，而同期中国的增长率只有8%。
制造业回流美国难
一些发达国家当然希望把制造业转移回国内。例如，美国明确提出了“再工业化”、“重振制造业”等政策目标。
美国劳动力结构并不支持这个政策目标。即高低两端岗位增长较快，而需要一定技能的中间层次就业岗位减少。随着全球化深入，贸易部门的岗位大量外流，使得低教育群体被新的国际分工排斥在外。
虽然美国仍然拥有世界上最高水平的大学教育，在科技创新领域继续占有领先地位，但是劳动力市场的两极化，即对人力资本要求高的产业和对人力资本要求低的产业扩张快，而处在中间的产业处于萎缩状态，许多青少年不读大学，甚至高中入学率也大大降低，整体人力资本水平下降。例如，美国25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从2000年的13.22年降低到2010年的12.45年，其与世界173个国家同一指标的中位数的比率也相应降低。至今，在美国已经找不到既接受一线岗位报酬，又胜任普通熟练程度技能的工人，美国如何接受制造业回流的需要?
在更高的价值链上获得竞争力
中国制造业不会转移回到发达的工业化国家。不过，中国劳动力成本的变化也说明，中国制造业在攀升价值链的过程中，将越来越遭遇与发达国家的直接竞争。因此，所谓保持制造业竞争力的命题，实际上等同于能否在更高的价值链上获得竞争力。这种新的竞争力更取决于劳动力质量或人力资本。
中国于2004年出现“用工荒”和工资上涨之后，预计在2013年到达劳动年龄人口停止增长、人口抚养比停止下降的人口红利转折点，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征趋于消失。与此同时，许多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转变落后于中国，要经历劳动年龄人口继续增长的过程。如果这些国家潜在的人口红利可以转化为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就具备承接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条件。
中国制造具有绝对优势
被认为具有经济增长潜力并且与人口红利相关的“新钻11国”，分别是韩国、印度尼西亚、墨西哥、巴基斯坦、菲律宾、孟加拉国、尼日利亚、伊朗、越南、土耳其、埃及，加上印度是12国。2010年，与这12国比较，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总量中，中国占到了38%的绝对多数比重。如果不包含印度这个世界第二人口大国的话，中国在全部劳动年龄人口中的比重更高达55%。即使到2020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高于许多国家。这就决定了这些国家替代中国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的可能性并不大。

印度有效劳动力供给不充足。即使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一个较小比例转移到某个或某些国家，都会引起相关国家劳动力需求的强劲提高，以致劳动力供给不足，进而因工资上涨而降低其竞争力。近年，在一些尝试承接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国家，劳动力短缺和工资上涨趋势十分明显。以印度为例，虽然该国人口规模和劳动年龄人口规模都十分庞大，但是由于劳动者受教育程度低，2010年25岁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只有4.4年，很多人并不能胜任岗位的要求。因此，实际上印度的有效劳动力供给并不充足。由此可以解释印度工资上涨幅度连续10年居于亚洲各国之首。
关键看劳动者素质与价值链分工是否合理。劳动力供给不仅要看绝对数量和相对数量，还要看劳动者的技能是否符合岗位的要求。就是说，劳动力数量与人力资本共同决定着制造业的竞争力。以25岁以上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来比较，中国与11个国家(不含印度)比较，只有墨西哥和菲律宾的受教育年限高于中国，大约高13~14个月。而更多的国家在人均受教育年限上大大低于中国，如孟加拉国比中国低33个月。如果我们计算25岁及以上人口总量和人均受教育年限的乘积，作为一个国家的人力资本总量的话，则2010年中国在这12个国家中所占比重超过50%。
中国人力资本总量仍有巨大优势
根据预测，2020年中国25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8.63年，届时中国人力资本总量仍将占全部12个国家总量的45%。这个预测有两个含义：其一，今后10年中国人力资本总量仍将保持巨大优势。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一定份额会转移到其他发展中国家，但是，中国作为这类产品制造者的地位不可能完全被替代，甚至不可能在很大程度上被替代;其二，中国保持制造业大国地位的关键，是人力资本积累或教育发展的速度和质量。人口转变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第一次人口红利终究要消失，但是劳动力素质可以加快提高，第二次人口红利可以是无限量的。在人口红利总体而言即将消失的同时，中西部地区尚有潜力可以挖掘。从趋势上看，未来沿海地区的工资上涨速度将快于中西部地区。
上海WTO事务咨询中心王新奎：
全球化将更加注重成本与效率
在过去的20年中，全球化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其一，上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几乎所有原经互会国家和实行苏联集中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被卷入到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其二，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以2001年入世为标志，中国作为一个已经迈上工业化道路的超大型发展中经济体全面融入全球经济;其三，本次全球金融危机以后，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迅速在全球范围内扩散和被复制。
现阶段，资源短缺正成为影响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的基本因素。
它主要表现在：第一，劳动力资源不稳定，发达国家和部分新兴国家劳动力增长趋缓，老龄化明显，新增劳动力大部分来自于生产力低下的最不发达地区;发展中国家城市化失控导致劳动力市场供给极度不稳定;第二，能源价格上升、陆上化石能源储量枯竭、非常规化石能源开采成本高昂、可再生能源商业性应用前景不明朗;第三，环境承受能力到达极限、水资源危机日益逼近、温室气体排放量有增无减、环境赤字使增长的成本超过收益。
因此，在现阶段，成本与效率竞争是实现可持续增长的前提。
在本世纪及以后的时间里，服务—制造革命将为世界缔造繁荣，但却可能无法提供就业机会。全球经济将从从“生产”繁荣转向“分配”繁荣。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面对重大变革的今天，中国不可能脱离这一发展趋势独善其身，继续保持传统的基于大量消耗资源的国际竞争力。因此，中国也迟早会面临或正在面临如何从“生产繁荣”转向“分配繁荣”的问题。在今后很长的一段时期内，在全球货物贸易自由化进程受阻的情况下，服务贸易自由化会在服务—制造革命自发力量的推动下大幅度地推进。
从外部的国际环境来看，这次我们融入新的经济全球化的起点会更高、赶超距离会更短，机遇会更多。但关键在于我们敢不敢挑战自己、能不能把自己的视角移向更广阔、更有想象力的空间。
社科院服务贸易与WTO研究室主任于立新：
中国服务贸易竞争力亟待增强
我国正处于工业化的关键阶段和迈向服务经济的关键过渡期，2016年，我国服务贸易占比将首次超过工业。
我国当前经济发展应该处于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型时期。根据社科院2012年10月25日发布的《中国工业化进程报告》，整个“十五”、“十一五”，我国快速跨越工业化中期阶段，国民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增长，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城镇化水平持续提高、东西部差距逐渐缩小，已经进入工业化后期。2012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将超过5500美元~6000美元，进入中等收入国家。依照服务经济形成和发展的国际经验来看，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已经达到服务经济初步形成的起点要求。但是服务业尚未发展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2011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43.1%，尚未达到服务经济初步形成的基本水平，这说明我国向服务经济的转型还有相当的距离。因此可以认为我国经济发展处于工业化后期并向服务型经济转型阶段，制造业需要服务业的发展与融合才能有的放矢的实现转型升级战略目标。
在我国经济总量持续增长的背景下，服务贸易的逆差状态不断扩大，从2001年的59亿美元扩大到2011年的552亿美元，同时，2011年我国服务出口回落，由2010年32.4%下降至7%，而进口依然保持较快增长，达23.3%，预计未来逆差将进一步加大，这说明我国服务贸易供给不足，服务的效率、质量、多样化和交易成本难以满足国内需求;此外贸易竞争力指数下滑，服务贸易竞争力亟待增强。
结合我国服务贸易发展现状，我们对“十二五”期间中国服务贸易发展趋势和战略目标给出基本预判。首先在总量上，中国服务贸易额占世界服务贸易总额将在“十二五”期间达到7%~9%，目前是5.2%;其次，在贸易结构上，预计中国服务贸易总量占中国贸易总量的比例将在期末达到18%左右，目前是10.3%，贸易结构不断优化;再次，在收支结构上，主要服务贸易项目逆差将有明显改善，从根本上扭转逆差不断扩大的趋势。最后，在服务贸易项目结构上，在“十二五”期间要形成体系完善、合理配置、竞争力较强的服务贸易项目结构。
总体而言，就是要促进服务出口，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提高服务贸易在对外贸易中的比重。在稳定和拓展旅游、运输、劳务等传统服务出口同时，努力扩大文化、中医药、软件和信息服务、商贸流通、金融保险等新兴服务出口。大力发展服务外包，建设若干离岸与在岸服务外包战略基地。扩大金融、物流等服务业对外开放，稳步开放教育、医疗、体育、文化等领域，引进优质资源，提高服务业国际化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