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系列：品三国论管理17---------三国演义经营谋略精粹之人才篇

人才篇
　
1、“伏龙、凤雏，两人得一，可安天下”
　　——人才的价值和爱才
　　《三国演义》为现代的识才、用才提供了一部博大精深的通鉴。
　　综观全书，“得人者昌，失人者亡”，是作者调动一切艺术手段反复渲染的又一重要思想。“有志图 王”而赍志以投的罗贯中，对三国各方的用人问题， 既有赞扬，又有鞭笞；既有愤慨，又有希望；或借人之 口，侃侃而谈，直抒己见；或借典型事例，有正有反，发人深省；或以史带论，借题发挥；或触景生情，慷慨激越，表现了强烈的人才观念，赞颂了爱才惜才的明君圣主。可以说，在《三国演义》这部作品中，人才宝贵的思想，象群星闪烁在整个夜空，象群花开满整个春天，琳琅满目，比比皆是。不宁唯是，由于作者赋予自己的人才观念以艺术的外壳，因而极大地增强了说理的力量和对读者的感染，深入浅出地说明了许多抽象而深奥的哲理。
　　曹操攻下冀州后，作者安排下这样一个情节：曹操假惺惺来到袁绍墓前祭祀，哭着追述两人起兵时关于如何夺得天下的一场争论。曹操当时的观点是：“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这里的“智” 是指谋臣，“力”是指武将。可见，初露头角的曹操就把人才作为自己剪灭群雄的保证。他宴饮长江，以真挚动人的诗歌倾诉自己日夜渴望人才的心情，他以“山不厌高，水不厌深”自比，抒发自己礼贤纳士的博大胸怀，希望归附自己的人才越多越好。他的三道《求贤令》，虽未写进演义之中，但却象演义一样流传广远，被众多的人奉为古代爱才的范例，常常使后世怀才不遇者自恨生不逢时，不得其主。《三国演义》以曹操的爱才性格为基础，挥洒丰润，构思了许多感人情节。比如，攻克冀州后，他令人遍访冀州贤士，得崔琰；他不仅对主动投靠自己的人礼遇重用，而且对敌营中的人才也喜爱备加：见许褚“威风凛凛”，心中暗喜，见徐晃“威风凛凛，暗中称奇”，见贾诩“应对如流，甚爱之”，然后想方设法争取过来为己所用。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上加工而成的曹操礼遇关羽的故事，更是脍炙入口，可称得上是中华民族爱才的千古佳话。由于爱才情深，曹操常常产生对人才的深深惜怜，他的数哭郭嘉、典韦，令捧读者不禁潸然垂泪。正因为曹操爱才惜才，善于罗致人才，才造成“猛将如云，谋士如雨”的强大阵容，为实现他“摧灭群逆，克定天下” 的政治抱负打下了可靠基础。
　　和曹操峰峦对插的是袁绍。他在起兵之初踌躇满志地对曹操说：“吾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沙漠之众，南向争天下，庶可以济乎?”显然，在他的心目中，重的是略地扩疆，认识不到人才的宝贵，也就谈不上很好的识人、用人。官渡之战，是袁绍迫害人才，导致人才流失以及不善用人的结果。
　　刘备及其西蜀王国的命运轨迹也颇有教益。刘备最初并没有把人才问题摆到应有的高度。他感叹，自己之所以半生落魄不遇是因为“命运多蹇”。作者通过世外高人司马徽之口匡谬说：“不然，盖因将军左右不得其人耳”，然后说了一句最能表达人才价值的话：“伏龙、凤雏，两人得一，可安天下。”刘备这才三顾茅庐，请出了诸葛亮。诸葛亮出山后，一方面在文治武功方面，为刘备制定一个个奇谋方略，取得一次次胜利；另一方面荐贤举能，罗致人才，壮大刘备阵营。从此，刘备气象日益更新，胜赤壁，得荆州，取西川，定汉中、称王称帝。这时刘备麾下，文有孔明、庞统、法正等相佐，武有“五虎上将”、魏延等效命，可谓盛极一时。西蜀政权到了后期，江河日下，最早谢落，人们固然可以从政治上、军事上找出诸多原因，但归根到底在于人才凋谢，后继无人。随着开国的谋臣武将相继下世，特别是诸葛亮巨星陨落，西蜀显现出严重的人才危机。蒋琬、费祎虽继任孔明，但循规蹈矩，才气不足，缺少进取，毫无建树，和诸葛亮相比黯然失色。姜维是诸葛亮苦心培养的接班人，但他的主要才能在军事方面，其政治头脑和战略眼光，远在孔明之下，难以担当治理国家和统一天下的大任。更有昏庸无能的后主刘禅，文不能选才，武不能用将，却听信宦官谗言，逼得姜维避祸沓中，造成布防上的漏洞，被邓艾一支轻兵偷袭成功。相比之下，魏国在曹操死后，又有司马懿、邓艾、钟会等，雄才大略，奇峰迭起。东吴继周瑜、鲁肃之后，递次有吕蒙、陆逊，也算是后浪推前浪，一代继一代。
　　《三国演义》中强烈的人才观念，启示我们从思考中得出这样的结论：人才是知识的载体，知识是经验的结晶。掌握了知识的人才能够更清晰地观察问题，更准确地把握规律，更恰当地做出决策，更有效地改造世界。群众是历史的主体，而人才是历史的先锋；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而人才是这种创造的组织者、发动者和加速者。时势创造英雄，英雄也能够造时势。古往今来，尽管人们对人才的界说纷坛，对人才的使用目的不同，但历史的惊人相同点在于：举凡有志于建功立业的杰出人物，无不爱才、惜才，悉心讲求选才、用才、育才之道。爱才是成功管理者的一种基本品质。人才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不仅表现在治国治军之中，在生产经营领域何尝不是如此?谁拥有大批管理人才和专业人才，谁就掌握了竞争的优势和主动权，这就是企业竞争的真理。
　
2、“不忠不孝不要紧，只要有才便可以”
　　——选才用才的一条挑战性口号
　　历史上的曹操，曾经多次下令，公开向天下求贤。他针对东汉选官的积弊，以无畏的胆略，把“德行”、“名节”、“门第”等迂腐无用的选才标准一扫而光，提出一条挑战性的选人标准——唯才是举。他要求各级官吏，要不拘微贱，不拘品行，勿废偏短，把那些具有真才实学的人统统推荐上来。在建安15年(公元210年)春天发布的《求贤令》中，他指出：“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在公元214年12月发布的《敕有司取士毋废偏短令》中，他进一步强调：“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耶?而陈平定汉业，苏秦济弱燕。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废乎！”公元217年，曹操已63岁，行将就木，但求贤之心愈切，在《举贤勿拘品行令》中更明确指出：“韩信、陈平负污辱名，有见笑之耻，卒能成就王业，声著千载。吴起贪将，杀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归。然在魏，秦人不敢东向，在楚则三晋不敢南谋。”要求有司对那些“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各举所知，勿有所遗”。 (《三国志》卷一，《魏武帝纪》)在这里，曹操具体实践了他对人才的重视和爱惜，把人无完人，慎无苛求的思想，把才重一技、用其所长的思想，把只用人才、不用庸才的思想推向了顶峰，充分表现了超越他人的气魄和见识。当然曹操抛弃的“德”是有特定内容的，他并非是一般地否定“德”。对于按他的标准看来，有严重“品质”问题的，比如坚决反对他的弥衡、孔融等人，他是决不姑息的。
　　对曹操的选人、用人标准，鲁迅先生非常赞赏。1927年9月在广东举办的夏期学术演讲会上，鲁迅先生发 表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与酒之关系》的著名演讲，其中对曹操有许多论述。在谈到曹操的选人用人时，鲁迅先生赞扬曹操道：“不忠不孝不要紧，只要有才便可以。这又是别人所不敢说的。”曹操正是按这个标准，罗致了许多出色的文臣武将，造成了当时最强大的阵容。
　　《三国演义》里虽然没有写进曹操的《求贤令》，但同病相怜的罗贯中，无处不针砭选才用才的种种弊端，弹出了“唯才是举”的弦外之音。在《三国演义》的人才画廊里，作者塑造了千姿百态的艺术形象，其中有隐士，有狂士，有降士，有壮士，有屠夫，有村夫，有商贩，有逃犯，有盗贼，有降将，不一而足，充分显示了人才来源的多空间、多阶层、多渠道，揭示了作为人才的共性和人才的种种特殊性。
　　在宣扬“唯才是举”的正面观点同时，作者从反面给后人提出了诸多宝贵警诫。
　　
        选人不计门第
　　《三国演义》中交待：“操父曹嵩，本姓夏侯氏，因为中常侍曹腾之养子，故冒姓曹”，这符合历史的真实。可见曹操的身世和宦官有些瓜葛，可谓卑微，在当时很为清教名流所不齿，比如出身“四世三公”的 袁绍就骂曹操是“奸阉遗丑”。曹操也曾自惭形秽地感叹道：“自惜身薄枯，凤贱罹孤苦。既无三徒教，不闻过庭语。”(曹操《善哉行》其二)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消沉和后退。相反，他乘乱而起，向那些貌似强大的豪族集团，象董卓、袁绍、吕布、陶谦、刘表之流，发起挑战，并在角逐中一个个地消灭了他们。
　　刘备虽系中山靖王刘胜之后，但其祖早已因犯法被削去侯爵，其父早丧，家中贫穷，只得以“贩屦织席”为业。常常有人揭他的老底，骂他是“织席小儿”，冒认皇亲。但他同样成就了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正如诸葛亮在舌战群儒时驳斥陆绩的：“高祖(刘邦)起身亭长，而终有天下，织席贩屦，又何足为辱乎?”
　　至于在曹操、刘备、孙权手下建功立业的人物，更是身世、面貌各异。刘备大街上遇到徐庶时，徐庶是：“葛巾布袍，皂绦乌履”，一身穷酸模样，其时正因杀人而改名换姓，逃难在外。诸葛亮出世之前，乃一“村夫”，躬耕隆中，隐居林泉。关羽和刘备相见之前，因杀人逃在江湖，五年不敢回家。张飞出身乡里，以“卖酒屠猪”为业。东吴的甘宁曾是江洋大盗，无能的黄祖坚持认为：“宁乃劫江之贼，岂可重用!”孙权不计出身，得到甘宁后大喜过望，说道：“兴霸来此，大获我心！”“吾得兴霸，破黄祖必矣！”(第38 回)甘宁后来屡建奇功，成为孙权帐下一名出类拔萃的勇将。许褚只是乡间一名壮士，一到曹操手下就被拜为 “都尉”，“赏劳甚厚”，他果然不负厚望，作战勇猛无比，多次在危急时刻，舍身救下曹操性命。
　　《三国演义》以艺术之笔，为世人写下这么一条结论：“莫将家世论人才。”正如许多古人所揭示的：“高者未必贤，下者未必愚”，“古来忠烈士，多出贫贱门”。历史的事实说明，那些抱残守缺者，应该打开自己狭隘的眼界，不要以出身的门第取人；而一切才干卓越的 “卑贱者”，应该以“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勉励自己，鼓起扬帆出征的勇气，去拼搏奋斗，去竞争向上！
　
　选人不凭资历
　　《三国演义》在开篇不久的第5回，就描写了曹操和袁绍兄弟之间在用人上的一场尖锐冲突。当时十八路诸侯在汜水关前被董卓的大将华雄打得束手无策，无人敢应战。关羽自告奋勇：“愿往斩华雄头，献于帐下。” 袁绍听到后先问何人，又问现任何职。公孙瓒介绍关羽眼下“跟随刘玄德充马弓手”，帐上袁术立即大喝道：“汝欺吾众诸侯无大将耶?量一弓手，安敢乱言！与我打出!”袁绍也在一旁添油加酯，说什么：“使一弓手出战， 必被华雄所笑。”曹操极力阻止袁氏兄弟，坚持让关羽出战，并教人“酾热酒一杯，与关公饮了上马”，以壮行色。关羽这才停盏施神勇，温酒斩华雄，立下了“威镇乾坤第一功”。这时的曹操是“大喜”，袁绍仍“大怒”，叫把关羽、张飞“都与赶出帐去”！曹操批驳他：“得功者赏，何计贵贱乎?”袁术竞以“告退”相挟。为了维持诸侯结盟的大局，曹操只得让公孙瓒暂带刘、关、张回寨，暗地派人送去酒肉抚慰三人。在这里，曹操的唯才是举思想得到充分表现，袁氏兄弟的任人唯贵、任人唯资也达到了令人忍无可忍的地步。作者匠心独运，在强烈对比中，有效地宣扬了正确的选人用人思想，并在开篇不久，为袁氏兄弟的覆灭和曹操的胜利埋下了令人信服的伏笔。
　　对于刚出世的刘、关、张来说，受这样的侮辱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书中第l回有这样一段情节：董卓被张 角杀得大败，幸遇刘、关、张相救。回到寨里，董卓问： “三位现居何职?”刘备以实相告：“白身。”董卓便“甚轻之”，“不为礼”，这真是“白身”英雄受人欺，气得张飞哇哇乱叫。
　谈到赤壁大战前后的东吴将领，人们往往首先想到雄姿英发的周郎。其实，在东吴孙权的阵营中，战略意图最清醒的当属鲁肃。历史记载，鲁肃年轻时就抱有大志，并对当时群雄逐鹿的形势，有清醒的认识。他虽然生长在袁术治下的临淮东城，但当他看出袁术虽然暂时强大，但终难长久时，便拒绝了袁术让他当东城长的邀请，毅然过江投奔了孙权 。《三国演义》根据史实记叙了鲁肃过江后为孙权谋划的重大战略决策。他对孙权说：“肃窃料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为将军计，惟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变化)”，目前要乘北方混战多事的良机，“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江所极而据守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可以说，东吴政权的建立和扩大，正是执行了这一正确的战略决策的结果。后来，在刘表新死，曹操大军南下的重要时刻，又是他审时度势，及时向孙权提出与刘备“同心一意，共破曹操”的正确决策。为此，他积极奔走于孙，刘之间：先是以吊丧为名，来到荆州，向刘备陈述孙刘结盟的重要性、迫切性，旋即又陪同诸葛亮过江，共商抗曹大计，力排众议，终于促成了孙刘联盟的形成，为赤壁之战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政治、外交基础。东吴政权得以在危急中生存，依然是接受了鲁肃的正确决策方案的结果。之后，他为了“多操之敌，而自为树党，使曹操多一个敌人，而东吴多一个朋友，想方设法缓和孙权、刘备以及周瑜、诸葛亮之间的矛盾，特别是在极为敏感的荆州问题上，从中斡旋，维持了孙、刘之间的联盟。貌似苯伯其实见识卓越的鲁肃，比起急功近利的周瑜，要计高一筹。设 想一下，如果没有鲁肃为东吴制定的正确的战略决策并竭力推行，诸葛亮三分天下的战略设想必然痛遭挫折，赤壁大战的历史将会重写，已经建立的东吴政权怕早已向曹操递交了降表。
　　《三国演义》中的成功事例，有力地揭示了战略对于一个政治、军事集团，既是必须解决的问题，又是举足轻重的大事。它可以转危为安，易强弱，变多少，化喜悲，为成功者高唱胜利的凯歌，为失误者奏起呜咽的哀乐。这些犹如晨钟暮鼓，永远值得后人警醒。
　　战略的重要，同样存在于企业的经营活动之中。现代企业处在科技、经济、社会迅猛发展的时代，处在广泛分工、密切协作、社会联系空前复杂的时代。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我国的企业管理已经由生产型转变为生产经营型，由执行型转变为决策型，由封闭型转变为开放型，企业再也不能等待和依赖上级而必须能动地去适应时代的变迁，自觉地去符合市场的需要，勇敢地去迎接竞争的挑战。作为一个企业领导，必须把自己的目光从内部扩大到外部，从眼前延伸到长远，系统地、发展地进行思考。也就是说必须解决战略问题。经营战略确定以后，就将规定一个企业的经营目标和经营方针，确定一个企业经营范围和规模，选择企业的组织结构、管理体制等，从而从根本上影响全体职工的积极性，从整体上影响企业的工作秩序，从长远上影响企业的发展方向和盛衰存亡。因此可以说，经营战略是时代和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是企业自身生存和发展的必要。通观中外，重视经营战略已经成为各国企业的趋势。
　　为了制定和实施经营战略，企业必须搞好战略经营。所谓战略经营，不仅仅是说企业各个部门的管理者和一般职工都要自觉地围绕着战略目标，进行开拓性的工作，而不能停留在维持日常的经营管理和生产上；尤其是要求企业高层次管理者把自己的主要精力用于思考战略，制定战略，推行战略之上。应该明白，这正是一个高层次管理者工作中最为光辉灿烂的一部分。
　　战略经营的基本因素有如下两个方面：
　　谋全局
　　现代企业是一个复杂的大系统和对外的开系统。从内部看，其经营要素有人、财、物、技术、信息等，其经营环节包括供应、生产、销售；从外部看，它要服从于市场需求，考虑竞争对手，而这些又要受政治、经济、 技术、文化、自然等众多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因此，现代企业的整体综合性加强，“辐射半径”延长。这就要求战略经营必须体现整体意识，宏观意识，甚至全球意识；既要有全局性，又要有层次性；既要高屋建瓴，统筹兼顾，全方位进行思考，防止顾此失彼，出现遗漏；又要分清不同层次，区别轻重缓急。《孙子兵法》中提出 “经五事”、“校七计”，就是全面地看待问题；而“五事” “七计”以“道”为首，又体现了战略思考的层次性。 诸葛亮在隆中决策中，既分析了敌、我、友，考虑了天时、地利、人和；又区分了优势和劣势因素，规划了整体战略目标和分阶段的目标。这里有个如何认识和处理全局和局部的关系问题。全局是由一个个不同层次的局部所组成。全局制约局部，而局部又影响全局。在局部和全局发生冲突时，要能果断地舍弃局部，以抓住重点，保证全局；在局部可能导致全局失败时，又要高度重视局部，步步落实。据守荆州虽是局部，但却是带全局性的战略问题。关羽后来丢了荆州，对诸葛亮的战略造成重大打击。
　　
谋长远
　　现实是未来的基础，而来来是现实的发展；现实是立足点和出发点，而未来是着眼点和目标点。一个企业在制定自已的战略方案时，只有立足现实，着眼未来，才能有所创新，才能适应内外环境的变化和发展，从而长期保持主动和领先，把握和赢得未来。因此，战略经营要体现出未来意识和超越意识，树立“明天即今天” 的观念。诸葛亮的隆中决策，创下了后蜀数十年江山，所以，人们称赞是“一对足千秋”。
　　谋长远首先要长远观察问题
　　春秋时期的商人计然。曾提出“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的待乏原则，就是强调不要只看眼前，而是看得远一些。可见，“谋长远”是贯通古今的经营原则。
　　谋长远必须作出长期安排
　　战略经营还必须遵循两条基本原则：
　　理性原则
　　从认识论的角度讲，经营战略是一种主观范畴。所谓理性，就是使主观自觉地、能动地与客观相统一。一个企业的高层次管理者，在战略经营的过程中，必须通过自己的努力，使战略制订和执行达到这个境地。战略经营符合这条原则者胜，违背这条原则者败。无数经营事例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一个企业的客观实际，包括如下一些方面：宏观的方针政策；社会的要求，特别是市场的需求；竞争对手的情况；资源供应者的情况；自身的条件和素质等。战略经营中遵循理性原则，就要考虑符合不符合国家的要求、利益和发展；符合不符合消费者的需求、意愿和兴趣；适应不适应自身的条件和素质；能不能在竞争中领先和取胜等。还应该注意，客观情况是变化发展的，战略方案要具有一定的弹性，并适时进行调整，才能适应形势的变化。概言之，战略的制定和实施，要顺应国家、社会和消费者的需要，有利于企业自身的生存和发展。
　　趋利原则
　　所谓趋利，就是要求本着“趋利避害”的思想，努力取得最好的经济效益。遵循趋利原则，就要在战略经营中力求投入最少，最大限度地节约资源，并且所冒风险最小；争取最大的效果，圆满实现战略目标；力求用最短的时间取得最多的效果，也就是说效率要高。
　　理性原则和趋利原则是缺一不可的有机整体。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和条件，后者是前者的具体和深入。违背了前者，战略就失去了科学的依据；违背了后者，战略就失去了价值和意义
　　《三国演义》中的孙权，是作者着力塑造的一个敢于用年轻人的典型。他把年轻有为的周瑜依为股肱，又力排众议，重用“年幼望轻”的陆逊。书中还透露，他 “纳鲁肃于凡品”，“拔吕蒙于行阵”(第82回)。这些均以历史的真实为素材。史书记载，孙权15岁时，继承父兄基业，作了吴主。此后，他重用和选拔一茬又一茬年轻人，委以重任，放手使用，使东吴始终保持旺盛的战斗力，成为曹操、刘备不可逾越的障碍。周瑜被任命为大都督统管全国兵马时，年仅34岁。为此，曾经跟随孙权之父屡建战功的程普老将军很不服气，公开侮辱周瑜，而孙权毫不动摇自己对周瑜的信任。鲁肃投奔孙权时才20来岁，倚老卖老的张昭在孙权面前吹风道：“肃年少粗疏，未可用。”孙权不但没有听他那一套，相反“益贵重之”(《三国志?鲁肃传》)，把鲁肃留在身边，参与机要，周瑜死后，又让他继任都督。吕蒙是行伍出身；由于作战勇敢，20来岁就被封为横野中郎将，孙权让他独当一面，驻扎在陆口对付东吴的劲敌关羽。陆逊原来是无名小辈，经吕蒙推荐，孙权便把偷袭荆州的重大战役交他指挥。后来，在西蜀八十万大军进攻东吴时，孙权拜陆逊为大都督，令他拿管东吴六郡八十一州诸路军马。孙权正是依靠一代又一代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年轻人，发动了一系列战争，建立了独霸江东的牢固地位。由于有了这样一批青年将领，他才得以西击黄祖，势如摧枯拉朽；以少胜多，赤壁大胜操兵；兵不血刃，偷袭荆州成功；火烧连营七百里，把刘备的政权从峰巔推向下坡路。他真不愧为宋朝诗人辛弃疾所称赞的那样：“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 生子当如孙仲谋。”
　　选人不分亲仇
　　郭嘉在分析曹操十胜、袁绍十败时曾经指出：“绍外宽内忌，所任唯亲戚，公外简内明，用人唯才，此度胜也。”事实正是如此，袁绍忌才多疑，“短于从善”(《后汉书?袁绍传》)，亲近那些惯于吹牛拍马的无耻之辈，打击迫害具有真知灼见而又敢于直谏的忠贞之士。尤为严重的是，他重用的多是自己的亲戚子弟，比如以长子袁谭为青州刺史，以次子袁熙为幽州刺史，以外甥高干为并州刺史。而袁绍本人也承认，袁谭“性刚好杀”，袁熙“柔懦难成”。袁绍自以为得意的三子袁尚，其实更是浅薄、无能和残暴。曹操、袁绍在仓亭对阵时，袁尚“欲于父前逞能，便舞双刀，飞马出阵，来往奔驰”。斩了曹军一个无名将军史涣，便“自负其勇”。在曹操攻打冀州时，不待援兵到来，就孤军迎战，与张辽战无三合，便“遮拦不住，大败而走”，“不能主张”。袁绍死后，他竟和其母刘夫人一起把袁绍另外五个宠妾及其家属，尽皆杀光。袁绍奉行这样的用人路线，自然会埋没人才或影响人才发挥自己的作用，造成内部“势不相容，必生内变”，“各不相和，不图进取”，人心涣散，缺乏战斗力。
　　曹操恰拾相反。典韦、许褚勇猛过人，曹操用之为贴身保镖。有一次曹操酒醉卧床，许褚仗剑守卫门外，曹仁欲入，被许褚挡住。曹仁自恃曹氏宗族，大发脾气，许褚毫不相让，驳斥道：“将军虽亲，乃外藩镇守之官，许褚虽疏，现充内侍。主公醉卧堂上，不敢放入。” 曹仁到底没能进入。事后曹操知道，大大赞 扬了许褚一番。
　　若要官不私亲，举不避仇，必须善于识别忠奸。比如曹操并不因为外人忠于旧主或对自己谄媚而模糊选才 用才的标准。蔡瑁、张允卖国求荣，曹操虽一时利用，但心中却早有处置。汉中杨松，贪财卖主，献城给曹 操，仍被曹操斩首示众。而对忠贞的张辽、文聘，曹操是由衷赞赏，加官晋爵，委以重任。
　　善于使用那些与自己意见相左甚至内心里反对自己的人，是《三国演义》识人用人的出奇之处。诸如孔明之用魏延，曹操之用司马懿，从而把唯才是举的思想推向完美无缺的境地。
　　
        选人不以貌相
　　《三国演义》中还描述了以貌取人以致失去人才、错用人才的例子。
　　孙权是一位珍惜人才、善识人才的明君，但却曾“相马失于瘦，遂遗千里足”。周瑜死后，鲁肃向孙权力荐庞统。孙权听后先是“大喜”，见面后却变成“心中不喜”；因为他看见庞统生得“浓眉掀鼻，黑面短髯，形容古怪”，再加上庞统并不怎么推祟孙权—向器重的周瑜，孙权便错误地认为“狂士也，用之何益”!鲁肃进一步提醒孙权，庞统在赤壁大战时曾献连环计，立下奇功，以期说服孙权。孙权却先入为主，顽固表示“誓不用之”，结果把庞统从江南逼走。鲁肃见事已至此，转而作书把庞统推荐给刘备。早知庞统价值、爱才心切的刘备，竞也犯了同样的错误。他见庞统“貌陋，心中亦不悦” ，就让他去当了个县令。有匡世之才的庞统，只因相貌长得不怎么漂亮，竟然几处遭到冷落，报国无门，不得重用，也可称作《三国演义》中的一个典型事例。
　　一向慧眼识珠的曹操也有这样的错举。益州张松过目不忘，乃天下奇才，只是生得“额钁头尖，鼻偃齿露，身短不满五尺”，当张松暗带西川41州地图，千里迢迢来到许吕，打算进献给曹操时，曹操见张松“人物猥琐”，先有“五分不喜”，又嫌张松语言冲撞，揭了他的短处，竟把张松打出国门。刘备这才乘虚而 入，争取了张松。如果曹操在此没有以貌取人，而是礼待张松，益州谁属，恐怕有另一番结果。
　　选人不以名望
　　《三国演义》既褒扬了不计资历选用人才的典型孙权，也讥笑了另一个只务虚名的典型——刘表。刘表从小就好与名士结纳，和其他七人当时被称为“江夏八俊”。其实那七人是徒有虚名，《三国演义》里没有他们建功立业的蛛丝马迹，从未帮过刘表什么忙。 结交这样的“名士”，除了给刘表头上增加几道“光环”，满足他的虚荣心外，没有任何用途。因此刘表也就成了“虚名无实”的假英雄，真草包，一击而溃。岂不知“良剑期乎断，不期乎镆铘”。如果你是真干事业，为什么不“取其道不取其人，务其实不务其名”呢?
　　举贤要出以公心
　　《三国演义》对鲁肃推荐庞统写得颇有深度。周瑜临死之前，特意写信给孙权，推荐鲁肃继任大都督。鲁肃却力荐庞统。他对孙权说：“肃碌碌庸才，误蒙公瑾重荐，其实不称所职。愿举一人以助主公。此人上通天文，下晓地理，谋略不减于管、乐，枢机可并于孙吴。往日周公瑾多用其言，孔明亦深服其智；现在江 南，何不重用?”鲁肃的做法，简直使那些惯于搞“武大郎开店”的人无法理解。放着高官厚禄不要，却主动让位，找—个才学超过自己的人代替自己，鲁肃可谓“愚”!但是正是在这种“愚”里，见到鲁肃的“忠”，见到鲁肃的“公”，见到鲁肃的广阔胸怀，见到鲁肃爱惜人才、举贤荐能的好品德。
　　诸葛亮有句名言：“忠益者莫大于进人。”(《诸葛亮集?称姚仙教》)他对此身体力行。庞统与诸葛亮齐名，诸葛亮不但没有心存嫉恨，反而积极为庞统施展才华创造条件，一心把他拉到刘备这边。《三国演义》第57回写道，诸葛亮到柴桑口为周瑜吊丧，回来时在江边邂逅庞统。当时庞统还是一个“白身”，诸葛亮留下一封信与他，嘱咐道：“吾料孙仲谋必不能重用足下。稍有不如意，可来荆州共扶玄德。此人宽仁厚德，必不负公平生之所学。”后来他又在刘备面前极力夸赞庞统：“士元非百里之才，胸中之学，胜亮十倍。”这些言语和行为，更加显示了诸葛亮性格的丰满和完美，更能激起后人对诸葛亮的高山仰止之情。联想到庞统在死难前对诸葛亮的猜忌，不免使人感到庞统的猬琐和狭隘。
　　对鲁肃、诸葛亮的所作所为，《三国演义》注入了作者个人的赞美之情。举贤荐能，是为国为民的公事。只有“公天下之心，然后能举天下之贤”(《风宪忠告》)。非贤莫能举贤，举贤者更贤，这是《三国演义》向人们提出的一个更高层次的观点。
　　选才有道，致才有方
　　《三国演义》中出色的管理者，在考察、选拔、罗致人才上有一套办法，概括起来有如下一些。
　　观察
　　听言观行，察能考绩，是发现人才、选拔人才的常用方法。
　　相貌不能作为选才的依据，但一个人的气质、仪表、精神面貌，特别是言行，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一个 人的思想、品德、才学和见识。俗话说，形能传神，言为心声，而行动又是人物思想和性格特征的具体表现。《三国演义》善于从这些方面突出人物的鲜明个性，并且描写了以此选拔人才的许多成功的例子。
　　汜水关前，关羽要求出战华雄。书中对关羽有一段描写：“其人身长九尺，髯长三尺，丹风眼，卧蚕眉，面如重枣，声如巨钟，立于帐前。”这形象，这气势，严如天神一般。曹操评价：“此人仪表不俗”，因而坚持让关羽出战，果然斩了华雄。
　　曹操听说有人与典韦大战，从辰至午，又战到黄昏，不分胜负，大惊。随后又亲到战场，“见其人威风凛凛，心中暗喜”。这才设计收服，得了许褚。曹操移驾许昌，途中被徐晃拦截。曹操见徐晃“威风凛凛，暗暗称奇”(第14回)，接着让许褚出马与之交锋，两人战五十余合，不分胜负，从而认定徐晃是位将才。派人把他争夺到自己手下。这“一听一看”和“一看一试”，对于古代的一位武将来说，已经能够比较客观地衡量他的本领。在今天，也不失为考察和选拔人才的最直接的方法之一。
　　对于文臣谋士，《三国演义》中多是通过面谈识别和考察。
　　荀彧投奔曹操，“操与语大悦，曰：‘此吾之子房也’！遂认为行军司马。”曹操请郭嘉来到兖州，“共论天下之事”。孙权得了鲁肃，“与之谈论，终日不倦”。到了半夜，孙权请教天下大计，鲁肃言简意赅，谈了争夺天下的战略。孙权听后“大喜，披衣起谢”，“次日厚赠鲁肃”。刘备通过与诸葛亮隆中一席谈 话，确信诸葛亮并非“有虚名而无实学”(第38回)，遂坚请诸葛亮出山相助。诸葛亮最终识邓芝，是通过询 问，认为他能够执行联吴抗魏的外交路线，因而派他“往结东吴”，重修蜀吴之好。
　　至于到一个人的治所考察了解一个人，《三国演义》中也不乏其例。张飞就曾受刘备派遗，去巡视荆南诸县，亲自看庞统办案。粗鲁之如张飞，从考察中也了解到真实情况，发现庞统是一个被屈沉的人才。这说明“听言不如观事，观事不如现行”。深入下去，实地考察，是选拔人才的更可靠的办法。
　　考试
　　通过考试，区分良莠，是一种客观、公平的选拔人才的办法。
　　《三国演义》第10回有这样一个情节：夏侯惇带典韦来见曹操，极力夸赞典韦勇力过人。曹操就“令韦试之”。典韦“挟戟骤马，往来驰骋。忽见帐下大旗为风所吹，岌岌欲倒，众军士挟持不定；韦下马，喝退众军，一手执定旗杆，立于风中，巍然不动”。曹操不由赞扬道：“此古之恶来也。”(恶来乃商约王之臣子，以勇力闻名)当下封为帐前都尉。
　　在庆贺铜雀台落成的宴会上，曹操曾别出心裁，考试部下的文臣武将。他以西川红锦战袍一领作为奖品，让武将射箭争夺。整个武官分为两队：曹氏宗族俱穿红，其余将士俱穿绿。大家你争我夺，最后绿袍队中的许褚和徐晃获胜，接着曹操又令文官以纪念铜雀台落成为题目，进献诗章，以显示其才学和见识。
　　曹操这里运用的考试有两个特点：一是公开，二是公平。这就为大家造成了一个在公众监督下的、平等的竞争机会，对每个人使用同等的衡量本领的尺度。这如同体育比赛，参赛者在一定规程、规则的制约下，在相同时间、相同场地、相同器材、相同气象条件下争夺名次，无一人可以例外。跳高就讲横杆面前人人平等，赛跑就讲跑表面前人人平等。最后的胜利，靠的只能是真本领、硬功夫，滥竿充数的东郭先生混不下去，拉关系、靠后台、走后门在此行不通。任何不公平的裁判，都处在众目睽睽之下，任何偏私行为都会受到公众舆论的谴责。这样造成的平等竞争机会，才能产生货真价实的尖子，才能更好地促进人才的成长和优异成绩的涌现，也才能推动事业的发展。
访求
　　隐居林泉，不入时俗，常常是古代一些士大夫的处世之道。因此访询拜求，是广泛网致高贤的一种途径。荀彧向曹操推荐了程昱，曹操便派人到乡中寻问。“访得他在山中读书，操拜请之”，程昱终于归顺。曹操攻下冀州后，令人遍访冀州贤士，得到崔琰。刘备取得荆襄之后，求贤而得马良兄弟。孙策为请张昭、张紘，先是“令人赍礼往聘”，然后“亲到其家”，“力聘之”，终于如愿以偿。诸葛亮高卧隆中，刘备三访三请，才换来卧龙出世腾空起，“一声长啸安天下”。
　招聘
　　招聘是广开才路的一个好办法，可以引来许多有用之才。
　　曹操陈留起兵，先向各地发矫诏，“然后招集义兵，竖起招兵白旗一面，上书‘忠义’两字。不数日间，应募之士，如雨骈集”，即象落雨一样汇集而来，乐进、李典、夏侯惇、夏侯渊、曹仁、曹洪，都是在那时投到曹操麾下的。在兖州时，曹操也“招贤纳士” ，遂有荀彧、荀攸、于禁等人来投。孙权“承父兄基 业，广纳贤士，开会馆于吴会”，“延接四方宾客”，“由此江东称得人之盛”。
　　推荐
　　推荐是利用人才的“共生效应”连锁发现人才的有效措施，常常收到一而十、十而百的好效果。
　　曹操经荀彧推荐得程昱，程昱继而推荐郭嘉，郭嘉又推荐刘晔，刘晔又推荐满庞、吕虔，满庞、吕虔又共同推荐毛阶。就这样，曹操的智囊人物短时间便济济一堂。
　　周瑜向孙策推荐了“江东二张”(即张昭、张紘)，向孙权推荐了鲁肃，鲁肃接着又向孙权推荐了诸葛瑾，张紘又推荐顾雍。以后“连年以来，你我相荐”，文得阚泽、严畯、薛琮、程秉、朱桓、张温、骆统、吾粲等；武得吕蒙、陆逊、徐盛、潘璋、丁奉等。这些人都成了东吴集团的骨干力量。
　　诸葛亮没有出山前，有司马徽的两次推荐，有徐庶的走马推荐，其雄才大略已经先声夺人，在刘备的心目中留下深刻印象，这就为刘备的三顾茅庐和重用诸葛亮打下了铺衬。
　　
自荐
　　自荐在《三国演义》中也是选才得贤的办法之一。关羽在汜水关前，正是靠大呼出战，才引起曹操注意，斩了华雄，初露头角。徐庶在新野县城迎着刘备，长歌而来，歌中唱道：“山谷有贤兮，欲投明主；明主求贤兮，却不知吾。”这正是一首自荐诗。如果当年关羽、徐庶摄嚅不言，那么他们的才能，还不知要费 多少曲折，才能为世人所知，甚至可能屈沉一生。
　　《三国演义》还通过一些情节片断和人物刻划，提醒人们注意自荐可能出现的弊端。西川的张松，自荐出使许昌，其实他是别有他图，怀中揣着个人的小算盘。东吴的孙桓，魏国的夏侯楙，都曾吹得天花乱坠，自请出战，其实都是草包一个，结果导致了失败。
　　争夺
　　在千方百计选拔人才和网罗人才的同时，曹操、刘备、孙权各集团都施展种种计谋，设法挖去对方的人 才。曹操为了夺走关羽，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送美女十人，金帛无数，更赠赤兔宝马，封官汉寿亭侯，真可谓费尽心机。
　　姜维原是魏将，诸葛亮爱才心切，决心收服姜维。他“思之良久”，打听到姜维是个孝子，其母又在冀县，便派魏延虚张声势，诈攻冀县，把姜维赚到冀县。然后施展一系列计谋，造成姜维降蜀的种种假象，逼得姜维无处可去，只得投降。
　　在《三国演义》里，对人才的争夺有时真是达到了不挥手段的地步。曹操得知徐庶很有才能，为把徐庶夺到自己手下，他按程昱的计策，星夜搬取徐母到许昌，先是以礼厚待，企图让徐母写信召来徐庶；一计不成，又赚得徐母手迹，仿其字体，伪造书信，终于把徐庶骗到许昌。周瑜见诸葛亮计谋高超；曾经令其兄诸葛瑾去说服诸葛亮，让他“弃刘备而事东吴”。无奈诸葛亮不为所动，反而要劝说其兄归附刘备。周瑜看夺 争不成，才决心要除掉诸葛亮。忽视这个重要情节，一味责备周瑜忌贤妒能，不符合《三国演义》所塑造的周瑜性格的全貌。
　　综上所述，《三国演义》以丰富的事例和令人信服的情节，从正反两个方面突出宣扬了选贤任能的正确标准，即唯才是举。这和现代成功管理者的选才标准是异曲同工，没有什么大的差别。这种今天和过去的彼此认同，说明了“唯才是举”的正确性和强大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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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兵不在多，在于调遣耳”
　　——孜孜以求用人艺术
　　用才必先选才，选才是为了用才。管理者的任务， 就“在于运用每一个人的才干，以当十，以十当百， 发生相乘的效果”(美。杜拉克语)。用才是对人管理的核心。如果说，管理在理论上是门科学，在实践上是门艺术，对人有效的管理是艺术中的艺术，那么用好人才则是更进一层的艺术中的艺术。因此，管理者必须孜孜以求用才的艺术。
　　用好人才，一要使用得当，根据一个人才能的方向和大小安排适当的工作，并搞好人才匹配；二是要尽其所能，通过激励充分挖掘人才才能的潜力；三要允许人才在一定情况下的流动。
　　一部《三国演义》随处可见用才的警句名言和驾驭人才的艺术描写，从而引导现代管理者结合自己企业的实践，去咀嚼，去捉摸，去深思，从正面吸取宝贵的借鉴，从反面引起足够的警觉。
　　(一)“内事不决问张昭，外事不决问周瑜” ——专业对口，用人之长
　　东吴的孙策临死前给弟弟孙权遗言：“倘内事不决；可问张昭；外事不决，可问周瑜。”这里，正是反映了在识人基础上的用人之长。
　　《三国演义》中所塑造的周瑜的形象，是青年英雄，血气方刚，才华横溢，不愿受制于人。这种性格， 对于协调内部人际关系可能欠佳。比如在赤壁之战前夕，东吴和战两派争执不下，孙权请回周瑜商议。周瑜在未见孙权之前，先后会见了五批人。先是主战派人物鲁肃介绍了一下朝内争议，周瑜回答：“子敬休忧，瑜自有主张”；接着张昭等主降派陈述了理由，周瑜表示：“吾亦欲降久矣”，“明早见主公，自有定议”；随后程普等一批主战派武将求见，周瑜表态：“吾正欲与曹操决战，安肯投降”；再后又和一帮态度暖昧的人会见，便模棱两可地说了一句：“瑜自有主张”；最后一班人争争吵吵来见周瑜，周瑜干脆说：“不必多言”，而且“冷笑不止”。其实周瑜是成竹在胸，早有主张。但他在不同意见者面前表示不同的态度，近乎于捉弄人。从作者的刻意描写中可以看出，周瑜高屋建瓴的气概和允推独步的才能，的确是令人赞叹不巳的；可是，也反映了他不善于沟通不同意见，不善于做反面意见的转化工作。他的这种性格特征，虽然不能有效地调节内部各方面的意见，但反映在对外事务上，特别是面对强敌入侵时，却总是表现为富于进取，坚强不屈，敢于抵抗。“外事不决问周瑜”的嘱托，的确是抓住了问题的根本。孙策死后第二年，孙权打算西征黄祖，张昭反对，理由是：“居丧未及期年，不可动兵。”周瑜立即驳斥道：“报仇雪恨，何待期年?”在曹操大军压境，东吴和战两派争吵不休的危急时刻；又是周瑜最后坚定了孙权的抗战决心，并亲自率兵以少胜多抗击曹兵。赤壁大战的硝烟刚刚熄灭，还是周瑜毫不迟疑，与刘备展开了荆州诸郡的争夺。至于张昭这个人，小说中的形象是老于世故，缺乏进取，在对外方面总是立足于守，大敌压境时甚至打起个人的小算盘。赤壁主降的代表人物是他，彝陵之战前夕过高估计刘备、反对任用陆逊的还是他。让这样的人负责外交事务，免不了要丧权辱国。但他长于处理内部事务，因此孙策才有“内事不决问张昭” 之说。
　　还有一个例子是诸葛亮之用马谡，错就错在用其所短。马谡自幼熟读兵书，颇通谋略。当他作为一名旁观者观察问题时，常常能旁征博引，头头是道，有时甚至能提出颇为高明的见解。因此，他作为“参军”是适得其所。诸葛亮南征时，他建议“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就很有道理。但从能力上看，此人缺乏实践经验，没有统率大军独挡一面的本领，一旦自己进入局内，就被复杂的客观现象所迷惑，不知如何是好，只有照搬书本。刘备评价他“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司马懿讥笑他“徒有虚名”，可谓贴切。从性格特征上看，他自恃才高，骄傲自满， 既蔑视诸葛亮的嘱咐，又不听王平的劝告。诸葛亮让这 样一名“大话秀才”去独立执行重大任务，是弃其长而用其短。他痛恨自已在街亭之失上“明不知人”，“授任无方”，是恰如其分的自责。
　　进一步研究《三国演义》中的典型人物和典型事例，再次强化了现代人才管理的如下观点：
　　人才不是超人，不是全人
　　即使是人才，也并非事事都行，只能在某一个方面或某几个方面能力突出。
　　现代心理学研究表明，由于生理、气质、智能等种种因素，人才存在着个体差异。这种差异首先表现在能力类型的特点上，即才能的方向不同。人的能力多种多样，概括起来有一般能力和特殊能力。一般能力包括知觉能力、记亿能力、思维能力、想象能力、操作能力，这些是人完成一切活动都需要的；特殊能力，是人在完成某种特定活动时所需要的能力。以上种种能力在一个人身上的表现是不同的。有的人这种能力突出，有的人那种能力突出；有的人这几种能力兼佳，有的人那几种能力兼佳。由于人才的个性差异，可以从不同角度把人才进行分类。从人才类型上看，大致有再现型、发现型和创造型之分。再现型人才博闻强记，知识渊博，人们常常称赞这种人“过目不忘”，是“活字典”。《三国演义》中的张松，看了一遍曹操所著的《孟德新书》，就能从头到尾，背诵一遍，并没有一字差错，就是一个出色的再现型人才。发现型人才善于分析联想，思路敏捷，见解新颖。比如《三国演义》中的杨修，见曹操在门上写个“活”字，就知道曹操嫌园门太宽；见曹操在酥盒上写下“一合酥”三字，就拆字为“一人一日酥”，分吃了事；见曹操以“鸡肋”为口令，就揣摸到曹操进退两难的心境。创造型人才，富有远见卓识，可以提出超出常人的见解，隆中决策的诸葛亮就是这样的佼佼者。从人才的社会分工上看，有政治家、思想家、科学家、企业 家、教育家、艺术家、体育家、军事家、发明家、操作能手等等，各自在不同领域中才干突出，创造出优异的成绩。从管理的职能上看，管理人才可分为决策型、执行型、反馈型、监督型、咨询型五种。决策者要能高瞻远瞩，系统分析，善于判断、决断，富有强烈的事业进取心。执行者要善于领会上级意图，富有出众的组织才能，忠实坚决，埋头苦干，任劳任怨。反馈者要思想敏锐，兴趣广泛，善于分析综合，交际能力很强，擅长搜集情报。监督者要公道正派，铁面无私，熟悉业务，联系群众。咨询者要知识渊博，思想活跃，坚持真理，敢于直言，有独立见解。总而言之，才能存在着差异。正所谓：“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功有所不全，力有所不任，才有所不足”。
　　
人才不是圣人，不是完人
　　即使是人才也会有某些缺点，甚至会犯错误。一船说来，才干越高的人，其缺点也往往显著。周瑜才高而量狭，孔明谨慎而躬亲，关羽神威而矜持，张飞勇猛而暴烈……。如果吹毛而求疵，就会象古语所言：“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那是永难找到可以重用的人才。当然，我们原谅和容忍的只是一个人的一般缺点，而不是重大的品质问题。比如《三国演义》中的吕布，尽管有盖世的武功，但反复无常，认贼作父，失去了安身立命之本，那是为千万人所唾弃，所不齿的。
　　(二)从“庞土元非百里之才”说起 ——职能相称，量才使用
　　人才的个性差异，不仅表现在能力的类型特点上，而且表现在能力水平上，也就是能力的大小不同。因此恰当地使用人才，还必须视能授权，做到职能相称，既防止大才小用，也要避免小才大用。
　　刘备把庞统打发到耒阳县当个县令，从用人角度看就是大才小用。诸葛亮、鲁肃均认为庞统“非百里之才”，诸葛亮建议：“凤雏到日，宜即重用。”鲁肃建议：“使处治中、别驾之任，始当展其骥足。”刘备却以貌取人，让他当了个小小的县令，由此产生一系列不良后果：一是“大贤若处小任，往往以酒糊涂，倦于视事”，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挫伤了人家的积极性，使人才意志消沉；二是要“负所学”，即辜负了人才所学，造成人才的浪费；三是“终为他人所用，实可借也”(第57回)，最后导致人才流失，贻误事业。
　　《三国演义》还以讥讽嘲笑的笔调，记叙和描写了才微而任重、小才而大用的生活典型。当刘备大军伐吴时，吴国最先是任命孙桓为左都督迎战，结果大败。当诸葛亮第一次北伐时，曹睿派驸马公夏侯楙领兵抵 抗。书中对夏侯楙性格的介绍是“最急，又最吝”，能力上的介绍是：“虽掌兵权，未尝临阵”。魏延评价他是“膏粱子弟，懦弱无谋”，诸葛亮把他比作一只笨鸭。曹睿“却教黄吻掌兵权”，结果一败涂地。夏侯楙本人和王平交战只一回合，便被生擒活捉。
　　现代的组织管理有一条重要原理，即能级原理。这个原理告诉我们，在现代管理中，人员、制度、机构都有个能量问题，能量大可以运用的本领大，所起的作用大。能量既然有大小之分，就可以进行分组。稳定而充满活力的组织结构，应该是多层次的正三角形。管理者遵循这个原则，就要把具有不同能力的人，安排到相应等级的岗位上去，承担相应的责任，赋予相应的权力，享受相应的物质利益和精神荣誉，各得其所，各谋其政，各掌其权，各负其责，各取其酬，各享其荣。这就象刘备一样，把有经天纬地之才的诸葛亮，安排到军师和丞相的位子上，总揽军政大权，酬其管乐之志，展其盖世之才。
　　还应该注意的是，能力是个动态的概念。能力的大小，决定于知识的积累，实践的深度、广度以及主观能力发挥的程度。社会实践的需要，教育培训，刻苦自学，都能使一个人的能力获得显著提高。吕蒙说：“士别三日，即更刮目相待”，就是这个道理。前面提到的王平，据史书记载：“生长戎旅，手不能书，其所识不过十字”（《三国志?王平传》)，按现在的话说，是个“大老粗”。但他“累随丞相经阵，每到之处，丞相尽意指教”。在诸葛亮的教育下，在长期的戎马生涯中，他不断提高了自己的组织指挥和运筹谋划的实际才干，因此成长为一位出色的将领。还有一些人，由于某些原因，比如年老体弱，能力会出现绝对下降，也有的会相对下降。因此管理者必须在动态中实行能级对应，才能实现人才的最佳效能。目前你能力高，你应该登上高能级；今后你能力下降，或者有更高本领的人才涌现出来，你就应该下移到相应的能级中去。我国劳动人事制度中长期存在的“一次定终身”、“铁交椅”、“终身制” “能上不能下”等弊病，凝固了管理活动，窒息了管理生命，必须实行认真的改革。
　　(三)三个臭皮匠，凑成一个诸葛亮 ——科学匹配的神奇效应
　　我国民间从《三国演义》中衍生出这样一条谚语： “三个臭皮匠，凑成一个诸葛亮。”它言简意赅地反映了人才整体匹配的重要性。
　　《三国演义》中描写了这方面一个出色的例子，那就是张辽、李典、乐进三人同心协力守合淝、张辽威震逍遥津这次战斗，据书中第67回记述，曹操派人把一个木匣送到合肥前线，上面写道：“贼来乃发。”当孙权率十万大军来攻合肥时，张辽等人开匣观看。书中指出：“若孙权至，张、李二将军出战，乐将军守城。”当时曹操远在千万里之外的汉中，为什么要送个木匣，对守卫合肥做出如此具体的安排？这会不会脱离实际?曹操极善用兵，为什么要违背“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的军事原则?这样会不会影响指挥?其实不然。以后的情节发展令人信服地说明，曹操这样做，正是从实际出发，目的在于促成张、李、乐三人性格互补，以便团结对敌，谋求最佳的整体效应。因为他清楚地了解三位将军的作战能力、用兵特点、性格修养，并且知道三个人平时有些隔阂，预料到大敌当前，三个人难以形成统一的决策，更无法协同作战，发挥各自的特长。
　　《三国演义》中主要通过人物语言，逼真地刻划了三个各具特色的性格。张辽坚决执行曹操以攻为守的指令，表示自己亲自出击，和敌人“决一死战”；展示了广阔的胸怀和豪迈的气概；李典“素与张辽不睦”，对于张辽提出的建议，起初“默然不答”，后为张辽的行为所感动，立即表示“愿听指挥”，反映了公而忘私、勇于捐弃前嫌，豪爽直率的性格；乐进是个中间人物，态度模棱两可，对张、李二人都不敢得罪，并有些怯战。由于张辽的模范行为，使三个人的隔阂顿时冰消瓦解，在危急关头戮力同心，把不可一世的吴军打得七零八乱，一战令“江南人人害怕，闻张辽大名，小儿也不敢夜啼”。
　　曹操远征汉中，为什么让“素皆不睦”的三位将军孤零零去守合肥？后人有个叫孙盛的对此做过很好的解 释，他认为：“夫兵，诡道也。至于合肥之守，悬弱无援，专任勇者，则好战生患；专任弱者，则惧心难保。” 可见，曹操一开始就匠心独运，巧用张、李、乐三人，以便他们性格上取长补短，甚至有意利用他们的不和，防止一人说话，大家通过，冒然决策。到了危急时刻，曹操以一道指令，促成他们团结，形成一个最佳的指挥结构。由此可以看到曹操择人任势的高超艺术。
　　《三国演义》里的战例，现代化管理学的理论，都告诉我们：合理的人才匹配可以使人才个体在总体协调下释放出最大的能量，从而产生良好的组织效应。一个组织的效能，固然决定于人才因子的素质，更有赖于人才整体结构的合理。结构的残缺，会影响组织的运转；能力的多余或互不协调会增加内耗。合理的人才结构，不仅可以实现“凑”，即能力的简单相加和集中，造成众志成城的宏伟景象，更重要的是能够使人才因子各扬其长，互补其短，发生质的飞跃，诞生一种“集体力”，一种超过个人能力总和的新的合力。这是一项不需要新的投资，仅仅通过优化组合就能获得的巨大效益，是合理使用人才的一个重要方面。刘备在得到诸葛亮之前；虽然武有关羽、张飞、赵云等一流人物，但不成气候，其原因司马懿说得好：“关，张、赵云，皆万人敌，惜无善用之人”，就是缺少个决策，谋划高手。汉高祖刘邦之所以得了天下，因为在他的领导集团中，既有善于决策谋划的张良，又有善于安邦治国的萧何，还有善于带兵打仗的韩信。正如唐朝诗人刘禹锡写下的：“桃红李白皆夸好，须得垂杨相发挥”(《杨柳枝词九首》)，人才正是在交相辉映中闪现出更加夺目的光彩。
　　年龄匹配
　　年龄匹配是人才整体结构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它要求按照邀老，中，青的一定比例，合理组织人才队伍，形成梯队，取长补短，发挥各自的作用，使一个企业既能继承，又能创新，持续稳步地向前发展。　
知识匹配
　　知识匹配是指具有不同专业知识的人才，互相结合，互相协作，去实现组织目标。现代企业的生产、经营、技术等工作都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技术的进步，产品的开发，市场的竞争，都需要多种知识的横向综合，而任何个人都不可能掌握众多的科学技术知识和生产技能，因而需要不专业人员的通力合作。
能力匹配
　　能力匹配是指不同能力的人应该有个合理的结构。前面曾经讲过，人的能力有类型和大小等差异，一个充满活力的企业，要有精明的决策者，高超的组织者，踏实的执行者，机灵的反馈者，冷静的咨询者，廉明的监督者，做到“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在考虑能力结构时，除了重视学历外，更要考虑一个人的实际水平和工作能力。
　　气质匹配
　　气质是指一个人的“脾气”，“性格”等。在一个合理的人才群体结构中，人才个体的气质应该是互补和协调的。俗语说“一个神一个像，—个人一个样”，人的气质是丰富多彩的。在企业中，有的人外向，有的人内向；有的人泼辣，有的人宁静；有的人健谈，有的人寡言；有的人急躁，有的人温和；有的人风度翩翩，有的人不修边幅。因此，管理者在考虑人才配置时，一定要注意气质互补，就好比让湖海去吸收骄阳的燥热，让火焰去熔化冷硬的冰块，让砂石发挥掺离的作用，让粘土去增强泥浆的粘度。
4、“请将须行激将法”
　　——激励与人尽其才
　　激励是管理心理学的一个重要理论。按照心理学的原理，人们行为的动力来源于人们的各种需要。当人们产生某种需要之后，就会转化为具体的动机，引发出某种特定的行为。而激励是对实现需要动机的强化。管理者通过激发鼓励，可以最大限度地调动被激励者的主观能动性，发挥一个人才能的最大效能，从而更迅速、更完满地实现管理目标。
　　激励是超越时空的管理功能。我国古代兵家早就反复揭示了战靠民、民靠气、气靠激的道理，并导演了许多通过激励，化险为夷，以少胜多，大获胜利的辉煌战例。项羽破釜沉舟，韩信背水列阵，吴起与士卒同甘苦，戚继光执法斩子，都可以为管理心理学增辉添色。同样，在《三国演义》这部巨著中，时时可见关于激励的生动描写，表达了极其丰富的激励思想。发掘和研究这些思想，对于建立具有我国民族特色的激励理论，运用扎根于中国大地的激励手段，推动四化建设，大有裨益。
　　(一)“军无财，士不来；军无赏，士不往” ——“赏”的激励
　　诸葛亮第一次北伐时，由于街亭失守，仓促退兵，各路兵将都有败损，惟独赵云所部不折一人一骑，辎重等物，也无遗弃。因为赵云“独自断后，斩将立功，敌人惊怕”。诸葛亮不由赞叹道：“真将军也”！于是“取金五十斤以赠赵云，又取绢一万匹赏云部卒”。
　　象这样赏赐部将的例子，在《三国演义》里经常看到。曹操得了典韦，就“解身上锦袄，及骏马雕鞍赐 之；收了许褚，当即“赏劳甚厚”；关羽替曹操斩了颜良、文丑，又要求到汝南作战，曹操说道：“云长建立大功，未曾酬谢，岂可复劳征进?” 可见，论功行赏是曹操一贯的作法。孙权也不例外，鲁肃夜半给孙权献上了王霸之策，孙权“次日厚赠鲁肃，并将衣服纬帐等物赠肃之母”；甘宁百骑劫曹营，孙权“赐绢千匹，利刀百口”。可以说，我国古代兵家“赏禄不厚则民不劝(尽力)”(《尉缭子?战威》)，“礼赏不倦，则士争死”(《黄石公三略》）等观点，包括曹操本人所总结的“军无财，士不来；军无赏，士不往”（《十一家注孙子》），在《三国演义》中得到了充分的艺术体现。
　　物质的需要是任何一个人所必需的。因此奖赏是激励的基本而重要的一个手段。现代管理者借鉴传统文化中的激励思想，就必须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把职工和企业给为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使企业在职工心目中成为自己切身利益的代表，从而关心企业的生产经营，安心本职工作，献身于企业的繁荣昌盛。
　　人才要给厚禄，大功要给厚赏。诸葛亮一次赠给赵云“五十斤金”，充分表现了诸葛亮的重待人才。人才的物质需要是和再生产人才的需要是一致的。这类需要的水平和满足程度应该受到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同时必须以人才向企业、向社会提供的劳动数量和质量为依据。
　　(二)“丈夫处世兮立功名” ——“功名”的激励
　　“群英会”是赤壁之战中的精采片断。每当读到这里，周郎的歌声仿佛响在读者耳边：
　　“丈夫处世兮立功名；立功名兮慰平生。
　　慰平生兮吾将醉；吾将醉兮发狂吟!”
　　与这首歌相得益彰的是周瑜对蒋干说的一段表明自己心迹的话。他说：“大丈夫处世，遇知己之主，外托君臣之义，内结骨肉之思，言必行，计必从，祸福共之。假使苏秦、张仪、陆贾、郦生复出，口似悬河，舌如利刃，安能动我心哉！”在这里，一个志满意得、心忠志坚的周瑜活鲜鲜地立在我们面前。
　　是的，《三国演义》中的周郎，虽然对外遇到个高出自己的诸葛亮，在争夺荆州中处处受挫，最后饮恨而亡，但在东吴集团内部却是春风得意，深得倚重。孙策得到周瑜时高兴地说：“吾得公瑾，大事谐矣!” 临死又给孙权遗言：“外事不决，可问周瑜”。更有一层是周瑜和孙策还有连襟之亲。周瑜年纪轻轻，就被拜为大都督，总领江东水陆军马。无怪乎，周瑜对孙吴政权感激涕零，竭忠尽力。他向孙策表示“某愿效犬马之力，共图大事”；向孙权表示：“愿以肝脑涂地，报知己之恩”；向吴国太表示：“敢不效犬马之力，继之以死!” 赤壁之战前夕向孙权请战：“臣为将军决一血战，万死不辞。”
　　刘备攻下汉中之后，手下众将都要推他称帝，无奈刘备故作推辞。这时诸葛亮劝进说：“方今天下分崩，英雄并起，各霸一方，四海才德之士，舍生忘死而事其上者，皆欲攀龙附凤，建立功名也。今主公避嫌守义，恐失众人之望。”众将也齐声说道：“主公若只推却，众心解矣。”张飞更是急得大叫起来。真是一语破的，古人可谓坦诚！于是刘备答应先进汉中王，对文臣武将“各拟功勋定爵”，众人皆大欢喜，继续思恩效命。曹丕称帝后，诸葛亮又一次请刘备即皇帝位，刘备还是“坚执不从”。诸葛亮尖锐指出：“文武官僚，咸欲奉大王为帝，灭魏兴刘，共图功名；不想大王坚执不肯，众官皆有怨心，不久必尽散矣。若文武皆散，吴魏来攻，两川难保。”刘备毕竟没有迂腐，到底接受了诸葛亮的建议当了皇帝，对“大小官僚，一一升赏”。于是“两川军民，无不欣跃”。在这里，诸葛亮正是通过不断满足“功名欲”，增强刘备集团的凝聚力和吸引力。正如他高卧隆中时常吟的：“凤翱翔于千仍兮，非梧不栖；士伏处于一方兮，非主不依。”如果刘备一直是个“织席小儿”，哪能有那么多豪杰投靠于他?如果刘备一直当他的新野县令，许多人也早就丧失希望，离他而去。可见，“功名”对于一个人才来说，是重要的精神追求，满足人才的正当“功名欲”，是激励人才奋发努力的重要手段。刘备为请诸葛亮出山，说道：“大丈夫抱经世奇才，岂可空老于林泉之下?”徐庶临去曹营，鼓励刘备手下诸人：“愿诸公善事使君，以图名垂竹帛，功标青史。”当黄盖请阚泽代他向曹营献诈降书时，阚泽欣然应允，慷慨表示：“大丈夫处世，不能立功建业，不几与草木同腐乎？公既捐躯报主，泽又何惜微生!” 都雄辩地证明，“功名”对于人才来说，是个重要的激励手段。
　　满足“功名欲”的手段，除了倚重、提拔之外，还有赏识、表扬。《三国演义》中一些出色的管理者常常是同时使用数种手段。荀彧离开袁绍投奔曹操，曹操和他谈话后称赞他：“此吾之子房也”，马上任命他为行军司马。曹操称赞典韦：“此古之恶来也”，当下任命他为帐前都尉。赵云以“空营计”大胜魏军，刘备赞扬他：“子龙一身都是胆也”，并且赐给他一个称号——“虎威将军”。周泰在濡须一战，三番冲杀救了孙权性命，战斗结束后，孙权专门设宴款待他，并亲自把盏，抚着周泰的脊背，泪流满目地说了一些赞扬和抚慰的话，然后又叫周泰解开衣服，让众将看“遍身伤痕”。宴会结束后，孙权“以青罗伞赐之，令出入张盖，以为显耀”，可以说给了周泰极大的表彰和极高的荣誉。这种赏识、赞扬、赐与称号等，都是对一个人功劳、成就的肯定和认同，可以使一个人继续保持已有的积极行为。
　　和赏识、称赞相辅相成的激励手段是运用“羞辱” 激励部下。人都有自尊心，自尊心的损伤是一种耻辱，而 “知耻近乎勇”，可以激励人们奋进。诸葛亮最善于抓住部将的性格特征，运用“羞辱”这种激励手段。马超攻打葭萌关，张飞大叫出战，而诸葛亮却“佯作不闻”，对刘备说：“今马超侵犯关隘，无人可敌；除非往荆州取关云长来，方可与敌。”张飞哪能受得了这等小看！着急说道：“何故小觑吾！吾曾独拒曹操百万之兵，岂愁马超一匹夫乎?”诸葛亮进一步火上加油：“翼德拒水断桥，此因曹操不知虚实耳；若知虚实，将军岂得无事?今马超之勇，天下皆知，渭桥大战，杀得曹操割须弃袍，几乎丧命，非等闲之比。云长且未必可胜。”急得张飞说：“我只今便去；如胜不得马超，甘当军令！”在这里，张飞越急，诸葛亮越缓；张飞越自恃武勇，诸葛亮越表示他不堪此任。就这样，他把张飞的求战心情激到最大限度，把张飞的战斗勇气充分激励起来，强烈的荣誉感和英雄主义精神，驱使着张飞去舍命拼杀。这才引来葭萌关前张飞和马超那场无日无夜的恶战。老将黄忠最怕别人嫌他老而无用。当初入西川攻打雒城时，只因魏延说他“年纪高大，如何去得”，他便怒气冲冲，要取刀和魏延比武。诸葛亮深知黄忠这一性格特点，因此夺取汉中时，连续两次以此激他，调动了黄忠的大智大勇，使这位年近七十的老将，在夺取汉中时立下了赫赫战功。当然，诸葛亮并不仅仅把“宝”押在激起的士气上，他告诉刘备：“此老将不着言语激他，虽去不能成功。他今既去，须人马前去接应。”可见，诸葛亮一方面要激起部将杀敌的勇气，另一方面还要稳扎稳打，保证万无一失。
　　(三)“刘备的天下是哭出来的”——“情”的激励
　　历数三国人物，刘备大概是多情善哭的第一人了。他不仅在百姓面前哭得出来，更多的是在自己的文臣武将面前掉泪。他与赵云初次见面分手时，便“执手垂泪，不忍相离”，相爱之情，何其真挚?为请诸葛亮出山，他竟哭得“泪沾袍袖，衣襟尽湿”，敬慕之心，何其诚恳?徐庶要走，他送了又送，哭了又哭，令人读之心酸。关羽被害，他竟“一日哭绝三五次，三日水浆不进，只是痛哭”，以致“泪湿衣襟，斑斑成血”。今人实难想象，刘备何以如此能哭?这真要感谢罗贯中那支浪漫之笔了。正是这支出神入化之笔，塑造了刘备这个与曹操同有大志，但手段针锋相对的典型形象。刘备自己表白：“曹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曹相反，事乃可成。”为了树立自己这个感人的形象，刘备是丝毫不吝惜自己的眼泪的。用现在的话说，这就是一种感情投资。诸葛亮在隆中决策中提出：“北让曹操占天时，南让孙权占地利，将军可占人和。”刘备正是凭着“感情投资”等手段，赢得了“人和”这个战略优势，靠“人和”这个战略优势。与曹操、孙权争分天下。
　　自然，以情动人并不一定要象刘备那样动輒涕泪交流。捧读《三国演义》，动人情态多采多姿，可以使现代管理者学到更多摄取人心的艺术力量。以情动人大致有如下一些方式： 尊重
　　人都有受人尊重的需要，特别是知识分子尤甚。古代士大夫的最高理想，常常不是为王为帝，而是为“王者之师”，受人尊重是他们的优势精神需要之一。马逢伯乐而嘶，人遇知己而死，正是要报知遇之恩。因此，对待贤能只有做到心诚、礼敬、意专、言听计从，才能用得住，使得起，使之心情舒畅，充分发挥其作用。如果以权势压人，颐指气使，必然失掉人才。三国时代的杰出统治者，都很注意礼贤下士，做到了待之如上宾，“任贤如事师”(《樊川文集?雪中书怀》)。
　　刘备要第三次去请孔明，关羽、张飞好大不高兴。关羽认为“其礼太过”，张飞干脆说用一条麻绳把诸葛亮捆来。刘备呵斥他们说：“汝岂不闻周文王谒姜子牙之事乎?文王且如此敬贤，汝何太无礼!”三人离茅庐还有半里之遥，刘备便下马步行。来到诸葛亮家里，恰逢诸葛亮正高卧草堂，刘备不让通报，恭恭敬敬在阶前站立了半响又一个时辰，直到诸葛亮醒来。正是：“不是虚心岂得贤?”(王安石《诸葛武侯》)得到诸葛亮之后；他“以师礼事之”，认为“我得孔明，犹鱼之得水也”，说道：“孔明是吾之师，顷刻不可相离。”临死托孤，甚至叫三个儿子“以父事丞相”。这些所作所为，使诸葛亮感铭肺腑，觉得“虽肝脑涂地，安能报知遇之恩也。诸葛亮对蜀刘政权的忠心耿耿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传诵千古，感人泪下，其实，首先是由于刘备的爱才、尊才和善于用才。只因刘备“三顾频烦天下计”和“托孤既尽殷勤礼”，才有诸葛亮的“两朝开济老臣心”和“报国还倾忠义心”。他们两人可谓君臣相得，珠联壁合。东吴的孙氏家族也很注意尊重贤能。吴国太临死嘱咐孙权：“汝事于布、公理当以师傅之礼，不可怠慢。”孙权在合肥，听说鲁肃来到，“下马立侍之”’“请肃上马，并辔而行”。曹操听说许攸来投，竟顾不得穿鞋，跑出来迎接，到了寨中，自己先拜于地。司徒王允为用歌妓貂蝉，也对之“叩头便拜”，貂蝉为之感动，表示“万死不辞” 甘愿牺牲自己，去离间董卓和吕布。
　　尊重人才，不仅表现在充分肯定其才能和待之以礼，关键在于尊重其意见，采纳其建议。吕布被围下 邳，陈宫建议他带一部分军队驻扎城外，以成“犄角之势”，他回答：“公言极是。陈官又建议他引精兵断曹军粮道，他也“然其言”，但就是不干。因为对他来说，妻妾的几滴眼泪比陈宫的建议还要重要，结果束手就擒。霸王项羽，虽然口中称呼范增为“亚父”，可就是不听其计，气得范增弃他而去。因此，尊重人才的实质是尊重他们的意见。
信任
　　信任，是人的一种精神需求，是对人才的极大褒奖和安慰。它可以给人以信心，给人以力量，使人无所顾忌地发挥自己的才能。
　　信人，—要信其德。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由于有时情况一时不明，由于可能产生的流言蜚语，特别是由于妒能者的诬陷进谗，以致怀疑人才、毁灭人才的悲剧古今擢发难数。所以，作为一个管理者，知人一定要深，信人一定要笃，要善于在复杂纷坛的现象中明察是非。太史慈被孙策擒住，孙策待之甚厚，太史慈投降，并提出去收拾“余众”，以助孙策，两人约好第二天中午回来。太史慈去后，孙策手下之人都说太史慈不会再来，孙策却深信不疑。第二天，太史慈果然带领一千多人如约归来。长阪坡前，赵云因在混战中丢了刘备家小，便返身杀回敌阵找寻。靡芳不知其情，告诉刘备说赵云投了曹操，张飞也帮腔道：“他今见我等势穷力尽，或者反投曹操，以图富贵耳！”深深了解赵云的刘备坚信：“子龙此去；必有事故。吾料子龙必不弃我也”，子龙从我于患难，心如铁石，非富贵所能动摇也”。刘备征吴时，有人向他报告：“老将黄忠，引五六人投东吴去了。”刘备听后笑着说：“黄汉升(黄忠字)非反叛之人也。吴彝陵大战前夕，诸葛瑾请求去蜀求和，张昭向孙权吹风说，诸葛瑾是借故入蜀，必不回还。孙权追述了诸葛瑾过去的言行，驳斥说：“今日岂肯降蜀乎?孤与于瑜(诸葛瑾字)可谓神交，非外言所得间也。”上述这些是多么可贵的信任！
　　在那个时代，一人犯法，罪及妻孥，甚至祸连九族，但诸葛亮用人却是非分明。五出祁山时，都护李严因没有备好军粮，怕诸葛亮见罪，就谎报军情，又在后主前诬陷诸葛亮。诸葛亮虽将他削为庶民，但仍任命李严的儿子李丰为长史。这样对李丰信任，确实难能可贵。
　　《三围演义》还以一些昏庸之主的失败告诫后人，切莫偏听偏信，妄生疑心。官渡大战时，袁绍听信审配所言，任意联想，怀疑许攸是曹操奸细，逼得许攸终于投曹。后又听信郭图谗言，要对张郃、高览问罪，逼得张、高两人也降了曹操。刘禅听信宦官谗言，竟怀疑诸葛亮有“异志”，把他从北伐前线召回，以致贻误一次战机。吴主孙皓，怀疑陆抗通敌，罢其兵权，结果加速了东吴的灭亡。
　　信人，二要赖其才。刘备仰慕诸葛亮经天纬地之才，授任于败军之际，托命于危难之秋，让诸葛亮总揽 军政大权，因此得展骥足，建立了不世功名。孙权因素知陆逊有奇才，几次在关键时刻委以重任，使这位年轻的将领名彪史册，大展宏图。而无能的蜀后主，根本不了解敌我力量和前线战况，却听信谗言，嫌姜维屡战无功，竟要找人替代他，逼得姜维避祸沓中，造成西蜀布防上的漏洞，导致日后的兵败。可见，选人要明，既用则信，敢于授权，放手使用，是调动部下积极性，充分发挥其才能的重要因素。
　　既信其才，就要用之以专，决不能一职几任，职责不明，互相推诿，互相掣肘，制造内耗。孙权准备袭击荆州，一开始却要他的堂弟孙皎和吕蒙同去。吕蒙明确表示：“主公若以蒙可用则独用蒙；若以叔明(孙皎字)可用则独用叔明。岂不闻昔日周瑜、程普为左右都督，事虽决于瑜，然普自以旧臣而居瑜下，颇不相睦；后因见瑜之才，方始敬服?今蒙之才不及瑜，而叔明之亲胜于普，恐未必能相济也。孙权堪称明主，听后恍然大悟，遂拜吕蒙为大都督，统一掌管江东各路军马。
　　信人，要能听得进不同意见，特别是尖锐鲜明的反对意见。不同意见或反面意见，并非异端。它常常是独立思考的产物，是知识、才能的显露，是正直、忠诚、负责、勇气的表现。而目光敏锐，独立思考，见解独特，多提意见，正是人才的特征之一。但古往今采，许多人听不得不同意见，对提意见者反感、讨厌，甚至怀疑在拆台、捣蛋。这是信人的心理障碍。田丰不同意袁绍出兵，便被袁绍抓了起来。沮授建议袁绍“缓守” ，也被袁绍关了禁闭。象袁绍这样的昏货，在他手下，不作拍马逢迎之流，也得缄口不语，哪能发挥人才的作用?
　　信人要有广阔的胸怀
　　还有一种领导，只允许手下的人才能低于自己，功劳小于自己。在这种情况下，他倒可以信你、用你。否则就要疑神疑鬼。俗话说：“威高震主，才高招忌。”这正是对许多辛酸历史教训的概括。袁绍之杀田丰，曹操之杀杨修，后主之疑孔明，无不与此有关。这告诫人们，管理者必须气度恢弘，才能做到信人不贰，始终不渝，才能用好那些超过自己的人才。否则，手下人会聪明不可用尽，才能不可使尽，见好即收，略显而止，甚至激流勇退。那只能浪费人才的效能，影响事业之发展。
关怀
　　关心、爱护，是人的精神需要。它可以沟通人们的心灵，增进人们的感情，激励人们奋进，挖掘人们的潜力。人才是血肉之躯，人才是人不是神，人才也需要物质的保障，需要切实的安全，需要可靠的归属，需要情的温暖，需要爱的抚慰。曹操兵败淯水，失了典韦，回到许昌后，立祀祭典，并封其子典满为中郎；平了辽东回到许昌，大封功臣，没有忘记死去的郭嘉，表赠郭嘉为贞侯，把其子收养在自己府中。曹操的这些行为，既是出自对已故人才的真诚惜怜，又是感动和激励活着的人的一种艺术。赵云为救阿斗，在长阪坡前几进几出，杀得血满征袍，当他把怀中沉睡的阿斗递给刘备时，刘备接过扔在地上，愤怒地说道：“为汝这孺子，几损我一员大将。”他这种爱部将胜过爱亲子的表演，使赵云感激涕零。“无由抚慰忠臣心，故把亲儿掷马前”。刘备这一招收到了抚慰人心、凝情聚力的良好效果。诸葛亮挥泪斩马谡，并表示把马谡家小当作自己家小看待，感动得“大小将士，无不流涕”。诸葛亮的真切情意，既使马谡死而无怨，又编织了和部下之间千丝万缕的感情联系，激发他们尽心尽力。
　　现代管理者借鉴《三周演义》中的用人谋略。就要注意以情感人，以情催人。当然我们今天提倡的感情，远非曹操，刘备所栽培的感情。它是建立在共同理想基础上的同志间的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相互关心。它要更纯真，更美好，更高尚，更具有持久而强大的威力。
　　无数事实已经证明，感情投资有时比奖金更能唤起人们的工作热情，它所带来的效益往往不亚于通过基本建设投资，扩大生产能力所创造的价值。重视“感情投资”，已经成为许多成功企业家的经验之谈。
　　(四)“不亲冒矢石，则将士不用命” ——“则”的激励
　　在《三国演义》中，对孙策其人着墨不多，但形象十分鲜明。他臂力过人，武艺高强，勇猛无比，作战身先士卒，人称“小霸王”。在平定江东时，他每每冲锋陷阵，手下人很为他担忧。一次张紘劝他：“夫主将乃三军之所系命，不宜轻敌小寇。愿将军自重。”他回答道：“先生之言如金石；但恐不亲冒矢石，则将士不用命耳。” 很显然，孙策既知将军自重的道理，更知道以身作则的强大威力。他能够迅速扫平江东，奠定巩固的后方，不能说与此没有关系。
　　在“甘宁百骑劫魏营”一回里作者描写了一个激荡人心的场景。当曹操率40万大军扑向濡须口时，血气方刚的甘宁因和凌统一争高低，要求只带百骑，夜袭曹营，挫其锐气。而且保证：“若折一人一骑，也不算 功。”孙权为壮行色，把自己帐下一百精锐马兵拨给甘宁，又赏酒赐肉。回到营中，百名士兵面面相觑，脸有难色。甘宁见状，拔剑在手，怒叱道：“我为上将，且不惜命；汝等何得迟疑！”众军土听了甘宁这番激昂豪壮的话语，既感动，又振奋，一齐表示：“愿效死力。”于是甘宁和大家把酒肉饮尽吃光，到了深夜，甘宁带领百人飞马冲出，大喊一声，率先杀入敌营，直捣曹操所居的中军。在甘宁带动下，百骑人马纵横驰骋，然后透营而出，杀得曹兵惊慌失措，“自相扰乱”，“无人敢挡”。结果甘宁不折一人一骑，凯旋而还。
　　诸葛亮在失掉街亭后的自责，也被千古所称颂。守卫街亭，诸葛亮反复叮咛于前，化验为夷平安撤退于 后。如果推诿，那是完全可以开脱自己的。但他严于律己，深责自己用人不明，自行请罪，降职降薪，这种可贵的品质，是净化部下心灵的清洁剂，是激发部下英勇杀敌的发动机。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特别是领导者的模范品质和带头作用，对部下的行动有极大的激励作用。它具有强大的说服力和影响力，是无声的命令，最好的示范，这是贯通古今的不惑之言。战争是如此，治国治厂也是如此。许多出色的企业家都深刻认识到了这一点。
　　管理者的良好行为，还包括严守信义。诸葛亮五出祁山时，接受长史杨仪的建议，把军队分为两部分，决定“限一百日为期，循环相转”，打算以此减少粮草需求，保持军队锐气，坚持北伐中原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当第一批军队已经到期时，突然出现了严重敌情：魏将孙礼“引雍、凉人马二十万来助战”，司马懿亲自点兵来攻，这时新军未到，老兵中的一半正准备收拾起程，杨仪建议暂时留下老兵。待新兵到后，再行替换。诸葛亮态度坚决地说：“不可。吾用兵命将，以信为本，既有言在先，岂可失信?且蜀兵应去者，皆准备归计，其父母妻子倚扉而望；吾今便有大难，决不留他。”并立即—下令：“当日便行。”军士听到这种情况后，群情激奋，都大呼：“丞相如此施恩于众，我等愿且不回，各舍一命，大杀魏兵，以报丞相。”于是，诸葛亮命部队出城安营，以逸待劳。当倍道而来、走得人困马乏的西凉兵刚想安营歇息，士气高昂的蜀兵一拥而进，人人奋勇，把西凉人马杀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渠”。
　　古语说：“言之所以为言者，信也。”“信者，至诚、至实、至一、至公也”。通俗地讲，信就是说话算话，诚实可靠，始终如一，不因人而异。曹操讲：“大丈夫以信义为重”。《黄石公三略》中指出：“将无还令，赏罚必信，如天如地，乃可御人。”带兵用将，只有严守信用，才能树立良好的信誉，才能赢得下属的信任。而信任可以提高一个集体的心理相容水平，激发起高昂的士气。如果下属一旦感到受骗，那会产生十倍的怨恨。这种怨恨是对组织最可怕的瓦解力和破坏力。这启发现代化的管理者，在自己的管理活动中，实现不了的事干脆不说为好，说出的话就一定要做到。这就叫政策兑现，取信于民。切不可鼓舌如簧，口惠而实不至。
　　(五)“与周公瑾交，若饮醇醪，不觉自醉”——“容”的激励
　　宽容，是激励的重要手段。领导者的宽容品质能给予部下以良好的心理影响，使部下感到亲切、温暖、友好，获得心理上的安全感，从而放开手脚进行工作。古语曰：“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一个领导者只有具备“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恢弘气度，才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最大限度地发挥人才的效能，为实现组织的目标而共同奋斗。
　　为了烘托诸葛亮从容不迫、深谋远虑的性格特征，《三国演义》的作者刻划了一个心胸狭窄、不能容人的周瑜形象。其实，这是大大冤枉历史人物周瑜了。据《三国志?周瑜传》及其注引，历史上的周瑜“性度恢 廓，大率为得人”，即心胸广阔，很能容人。那位自恃资深功大的程普，起初瞧不起周瑜，甚至“数凌侮瑜、瑜折节容下，终不与校”，终于感动了程普。程普以后非常敬重和钦服周瑜，告诉别人说：“与周公瑾交，若饮醇醪，不觉自醉。”年纪轻轻的周瑜能如架海擎天的玉柱，功垂史册，与他政治家的胸襟有很大关系。一个企业的领导，如能有周瑜一样的宽容精神，那会如美酒醉人心田，必将极大提高企业的心理相容水平，使部下获得发挥才能的最佳心理状态。
　　培养自己的宽容品质，可以从以下一些方面努力。
　　出以公心，不计较个人的得失荣辱
　　曹操与张绣曾数次交战，曹操的长子曹昂，侄子曹安民，特别是大将典韦，都死于曹、张两人的一次战斗中。应该说两人结怨甚深。后来，经贾诩劝导，张绣去投曹操，曹操不但没记前嫌，反而热诚欢迎，握手言欢，还拜张绣为扬武将军，充分表现了他宽广的政治家胸怀。张绣后来果然为曹操立下大功。
　　《三国演义》还记叙了颇有见地的李儒劝说董卓的故事。当董卓见到吕布调戏貂蝉，勃然大怒，要杀吕布。李儒举了楚庄王“绝缨会”的故事，劝说董卓。据史书记载，周定王元年，楚庄王平定了一场内乱，于是大宴群臣。忽然一阵轻风吹灭了灯烛，一人乘黑拉着庄王爱姬的衣袖调情。爱姬嗔怪，顺手扯下那人的帽缨，告诉庄王，要求追查。庄王不但没有追究，反而哈哈大笑，令众人都把帽缨扯下，然后重新点灯，大家尽情畅饮。后来，在一次战斗中有个人英勇杀敌，立下大功，此人正是当初被庄王原谅的那位武将。正如有首古诗赞叹的：“暗中牵袂醉情中，玉手如风已绝缨。尽说君王江海量，畜鱼水忌十分清。”董卓经李儒提醒，虽然觉得有理，但到底醋劲不减，容不得吕布，舍不得貂蝉，把关系搞得很紧张，结果终于被吕布杀死。
　　由此可以说明，不计较个人的得失荣辱，一个人的胸怀就会豁然开朗，象江河冲出狭谷进入大地，激荡咆哮一变而为坦然平静，以它那甘柔的汁液，滋润一草一木。
善于进行心理位置交换
　　即在处理人际关系时，努力站在对方的立场上，设身处地，将心比心。俗话说，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进行心理位置对换，就能理解和体谅别人。
　　官渡之战结束后，曹操从袁绍的图书案卷中检出一束书信，都是许都和曹军中暗通袁绍的书信，有人建议：“可逐一点对姓名，收而杀之。”如果曹操照此办理，则人人自危，曹操的阵营顷刻便可能瓦解。聪明的曹操非但没有严肃追查，反而解释道：“当绍之强，孤亦不能自保，况他人乎?”遂令把密信付之一炬。这一英明处理，必然使许多人吊着的心顿时踏实，从此心怀惭疚，感恩戴德，更加忠诚地追随曹操。
　　严于自责
　　宽于待人，严于自责，则别人的缺点在自己的心中就会缩小，对别人的缺点错误就不会耿耿于怀。蒋琬是诸葛亮选中的接班人。史书记载，他不计个人荣辱得失，待人、办事公道，很能容人。有一次督农官杨敏在背后说他“办事糊涂，不及前人(指诸葛亮)”，便有“传声筒”转告了蒋琬，还乘机煽风，怂恿惩罚杨敏。蒋琬却说：我确实不如前人，不要计较这件事情。在这里，如果蒋琬用放大镜看待自己的能耐，用显微镜看待杨敏的议论，那事情就会没完没了，必然涌起一场迫害别人的轩然大波。
   　不听流言蜚语
　　人才常常在形势的危急关头挺身而出，在时代的风口浪尖崭露头角，在社会变革的洪流中显示才华，因此他们最容易首当其冲，招致各种各样的非议。还有的人很注意利用人才不可避免的短处和错误，借机发难，大做文章。古往今来不知有多少人才跌落和葬身在流言蜚语的罪恶深渊之中。“翻车倒盖犹堪出，未似是非唇舌危”，流言比置人死地的横祸还要可怕。因此，作为一个领导，不轻信流言常常是容才、护才的前提。当曹操南征张绣兵败奔跑时，夏侯惇所领的曹操谪系部队青州兵“乘势下乡，劫掠民家”。于禁在这慌乱时刻果断命令本部军队沿途剿杀青州兵，以安抚乡民。青州兵倒打一耙，迎上曹操哭着拜在地上，声言于禁造反，曹操听后，整理部队，迎了上去。于禁见曹操带诸将到来，不是先去分辨，而是射住阵脚，安营立寨。因为他认为“分辨事小，退敌事大”，张绣兵马追到，若没准备，无法拒敌。果然，刚刚安营完毕，张绣两路大军杀到，于禁一马当先出寨迎敌，杀退追兵，并且追杀一百多里，反败为胜。事后，于禁向曹操禀明情况，曹操很是感动，又是称赞，又是奖赏，又是封侯。曹操在此听到流言蜚语，虽心有惊虑，但并未贸然确信，事后又能问明情况，赏罚分明，值得人们引以为训。
　　
合理要求部属
　　孔子曾主张“尊五美，屏四恶”。所谓“四恶”，他老先生解释道：“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入(即出纳)之吝谓之有司。”大意是说：不进行事先教育而只知道处死，叫做残虐；平素不加督促而临时要看成绩，叫做粗暴；开始不抓紧而突然提出限期，叫做奸讹；给人财物不要象小气的管事出手吝啬。这里强调的是平时加强教育，要求严格合理。如果反其道而行之，人们自然会差错迭出，防不胜防。这无异于置人于被动境地。至于《三国演义》中的周瑜，限定诸葛亮三日里造出十万支箭来，主观动机就是为了借机除掉别人，那更是管理工作中所绝对不能允许的。
　　宽容不仅是指缺点，更包括失败。胜利常常和创新并存，成功多半和冒险同在。创新便要研究新事物，解决新向题；冒险就需要在荒野上踏出一条路来。但普天之下，从古到今，没有这样的圣人：对于新事物、新问题一目了然，驾驭自如；而在荒原上探险，失足跌交在所难免。 正是从这个角度讲，“容忍失败”是管理者必须具备的品质。
　　(六)“置之死地而后生” ——“危”的激励
　　《三国演义》曾记叙和描写两个机械照搬兵书而失败的战例：一是徐晃的“背水列阵”，二是马谡的“扎寨山顶”。他们所套用的用兵原则都是孙武所提出的“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是这条著名的军事原则站不住脚吗?非也！在这条著名的原则中，“投”、“陷”是指挥员自己的主动行动 “亡”、“死”并非绝对的“亡”、“死”，它要求指挥员根据主、客观的种种情况，造成—定的危急环境，从而激发部卒万众一心、拼死奋战、促成矛盾的转化，最后化险为夷，转败为胜。而徐晃、马谡不问主客观条件，不用奇正相辅，不看地形地利，不设法造成矛盾转化的条件，却把部队投放在真正的“死”地，当然难免一败。
　　《三国演义》里同时写有运用这个原则赢得胜利的动人篇章，那便是姜维第三次北伐中原之际。却说姜维率军渡过洮水，然后背水列阵，迎战魏军，并且奇正互用，暗中派两支部队绕到敌人身后，相机策应和包围敌人，队伍列好之后，魏军四名将领出战姜维。姜维略战数合，便拨马望本阵败退，魏军大队人马一齐赶来，眼看蜀军迟到洮水边上，再也无路可退了，姜维便大声呼叫：“事急矣！诸将何不努力！”蜀军闻言一齐奋力杀回，魏军败退，绕到魏军身后的两路人马也乘机包抄，大获全胜，斩首万余。
　　现代心理学研究证明：人们在险恶之际，既会不遗余力地奋斗求生，发挥潜在的能量，爆发出异乎寻常的勇气；又会自动放弃平素的偏见和隔阂，团结一致。所以尉缭子主张，要想方设法把军队变成必死之“贼”一般，如此就能背水一战，无所畏惧，一以当十，所向披靡。
　　这条原则对于解决某些企业管理的重大难题，对于促进企业的再生和发展，同样是一条有效对策。危机，有时可以为企业提供发展的机会，可以转化为企业的优势。
　　(七)“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道”的激励
　　曹操起兵之初，曾提出以“道”驾驭和驱使文武群臣。通观《三国演义》中的“道”，大致有’以下几种含义：
　　一是志向、理想
　　曹操陈留起兵，向各郡散发讨伐董卓的檄文，表示要“扶持王室，拯救黎民”；刘、关、张桃园结义，焚香发誓“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这些正是古书中所讲的“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中的“道”，它表示一个人的志向、理想。
　　二是规律、法则
　　《三国演义》开卷第一句就讲“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徐庶所唱的“天地反覆兮，火欲殂(汉朝将要灭亡)”，诸葛亮所说的“天时”等，指的都是中国古代哲学上所提出的“道”，它表示抽象的规 律和法则，反映一个人的世界观。
　　三是政治主张、路线
　　曹操在讨伐董卓的檄文中声言：“誓欲扫清华夏，剿戮群凶”，提出了统一天下的政治路线。刘备处处注意“躬行仁义”，动辄打出“汉室宗亲”、“大汉皇叔”的金字招牌，表示要“以宁社稷”，“重兴汉室”，目的在于把自己打扮成“王道”、“仁政”、“正统”、“统一”的代表。这是《三国演义》中所指的另一种含义的“道”。
　　四是道德、义理
　　曹操招兵，在大旗上写上“忠义”两字。刘、关、张桃园结义中信誓旦且说：“背义忘恩，天人共戮。”刘备三顾茅庐时向诸葛亮表示“欲伸大义于天下”。诸葛亮舌战群儒时痛斥薛綜：“夫人生天地间，以忠孝为立身之本。公既为汉臣，则见有不臣之人，当誓共戮之，臣之道也。”这里的忠、义等，表达的正是那个时代占统治地位的道德规范。
　　“道”在《三国演义》中，是卓有成效的激励手段。曹操的一道檄文，博得了天下十七路诸侯响应；一面“忠义”大旗，引来了“如雨骈集”的应募之士。桃园的旦旦信词，使关羽对刘备“义不负心，忠不顾死”，终于为刘备“断首捐躯”。
　　《三国演义》中的“道”，其内涵尽管和我们今天所提的世界观、理想、路线、道德、规律有根本的不同，但它作为一种激励部下的手段，却是一条古今不易的真理。这是因为，“道”是人类最高层次的精神追求，对于文化思想修养较高的人来说，更是最优势的需求。一个人能否有动力，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一个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以及由此决定的价值观、理想、信仰和道德。树立了积极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就能产生概括性最强、作用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前进动力，从而在任何环境和条件下，具有饱满的劳动热情，自觉的工作态 度，不屈不挠的毅力，慎独自约的品格。近些年来，西方企业极力倡导和培植“企业文化”或“企业精神”，就是企图通过共同的价值准则、精神追求和团体意识等尽可能地统一和调动职工的意志和热情。
　　一个当代中国的企业家，应该坚持不懈地抓好思想政治工作，提高职工的思想素质、政治素质和道德素 质，使之认清自己的历史地位和历史责任，逐步树立起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在两个文明的建设中发扬无私的奉献精神。如果忘记这些，便是丢掉了激励人心的威力最强大的法宝。
　　缺乏动力或不恰当运用激励手段的结果，会造成行为挫折，使人丧失工作和前进的动力，产生消沉和消极情绪。
　　所谓消沉，是丧失希望和信心后的精神状态和行为表现。信仰、目标、荣誉、归属、利益等，可望而不可即，就会使人希望破灭，由此而出现的，必然是安于命运，浑浑噩噩，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所谓消极，是不满和烦闷的精神状态和行为表现，其结果是起反面作用和不求进取。目标、荣誉等该得的得不到，不该得者唾手而得，就必然使人产生消极抵触情绪。信仰、道德是产生于客观现实的。如果一些企业领导，口头上高喊为“主义”而献身，为四化建设做贡献，为企业兴旺而奋斗，实际上却以权谋私，大搞官僚主义，就必然使广大职工产生“信仰危机”和“道德危机”，看破红尘，精神不振，丧失工作和前进的动力，甚至扼腕叹息，产生消极抵触情绪。
　　消极和消沉，是搞好企业管理的反动力和破坏力。有效地防止消极、消沉，正面运用各种激励手段，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它要求现代管理者在履行管理职能时起码做到两点：一要以身作则，号召下属做到的自己首先要身体力行；二要一视同仁，公正地给每个职工提供报偿和机会
5、“当今之世，非但君择臣，臣亦择君”
　　——谈人才流动
　　《三国演义》第29回写道，孙权听到周瑜的推荐，非常敬慕鲁肃，命周瑜前往聘请，而鲁肃当时正打算到别处谋事。周瑜见状，引用了东汉初年马援对刘秀说过的一段话：“当今之世，非但君择臣，臣亦择君。”以此来说明当时的社会风尚，极力称赞孙权的“礼贤下土”和“纳奇寻异”，劝说和打动鲁肃。鲁肃经过斟酌、选择，终于改变初衷，投奔了孙权。从此，他们君臣相济，鲁肃得以充分发挥自己的雄才大略。
　　“君择臣，臣亦择君”，其中的“君择臣”在人们看来是天经地义，不足为奇的。而“臣亦择君”，却难能可贵。正是这个“臣亦择君”；造成了三国时代如现代所云的“人才流动”的生动局面。有人认为，三国时代和春秋战国时期同为中华民族古代历史上思想文化最灿烂的片断，而“人才流动”，既为这一段历史增辉添色，又是推动这一段历史的一个动因。
　　《三国演义》的作者，成功地描写和渲染了这段五彩纷呈的“人才流动”画面。
　　诸葛亮高卧隆中并非是执意要老死林泉。正所谓：“凤翱翔于千仞今，非梧不栖；士伏处于一方兮，非主不依。”他是在“以待天时”，选择明君。张松、法正、孟达背刘璋而事刘备；许攸、张郃、高览离袁绍而投曹操；赵云弃公孙瓒而追随刘备；徐庶别荆州而入新野；关羽虽被迫暂时降曹，却能“约法三章”，终 于出了许昌，辗转千里，重新回到刘备身边。其他如甘宁归吴，王平投蜀等等，不论是静中等待，还是动中选择，抑或是被迫“跳槽”，均足以说明，三国时期的人才总还享有令人欣羡的很大程度上的流动的自由。
　　人才流动是从战略全局上充分利用人才，从战略未来上更好培养人才的重要措施，具有巨大的心理功能和社会效应。
　　人才流动可以充分发挥人才的价值。此处不用我，自有用我处；此处不重用，展翅觅高枝；此处遭猜忌、别找好环境。这样就可以使人才找到合适的单位和工作，既能够发挥其专长，又能够造成催人奋进的激励环境。孙权不用庞统，庞统可以投奔刘备，终于当了刘备的副军师，虽然时间短促，但也显露了他非凡的才能。如果当时刘备不改变耒阳县令的任命，觉得不称其志的庞统，还可能再来一次流动。徐庶也是个很有才干的人，他弃刘表而投刘备，实指望“共图王霸之业”，可惜不久被迫做了曹操的部下，从此郁郁寡欢，一言不发，一生再没有什么作为。导演这场悲剧的是曹操。曹操因为重视人才的价值，竟劫持徐庶的母亲作为人质，迫使徐庶来到许昌。对曹操来说，徐庶即使不为自己出力，也从此剪除了刘备的“羽翼”。出于政治和军事上的需要，这样做无可非议。对徐庶来说，却是强扭的瓜不甜，“身在曹营心在汉”，终身不为曹操设一谋。更严重的是在赤壁之战中，徐庶本已识破庞统搞的“连环计”，也不向曹操道破。从人才使用的角度来考察，可以看到，不许流动，对人才本人、对用人者，确是纯害无益。
　　人才流动可以激励人们去追求高层次的精神目标。而追求高层次的精神目标，是人才的一个特征。流动可以为人才实现高层次精神目标创造机会和条件，从而使人超出物质需求的局限，致力于高层次精神目标的追求，促进整个社会的精神文明。想当年，诸葛亮如果没有在静中等来了刘备，大概只能当一辈子“村夫”。尽管他素有凌云大志，但“村夫”毕竟还是“村夫”，总得计较春种秋收，吃饭穿衣。长此以往，他那出众不凡的志趣也终会被消磨殆尽的。
　　人才流动有利于形成尊重人才的良好社会风气。对一个管理者来说，人才流动是启示，也是压力。由于流动，可以充分发挥人才的效能，促成人才个人的实现，因而使管理者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人才的重要价值。同时，由于担心本单位人才流失，管理者将更加注意爱才、选才、用才、护才。这必将推动整个社会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风气。
　　人才流动有利于造成积极、健康的个性。人才流动可以解除一个人对上级的依附关系，鼓励人才解放思 想，独立思考，大胆表现，努力上进，不断创新。这样的环境就能塑造健康崭新的个性，有利于一代新人的成长。徐庶满腹经纶，在曹营却要缄口不语，这是多么残酷的压抑!
　　此外，人才流动也有利于调整某些人自我评价过高的个性，以适应现实的环境。
　
总而言之，人才流动是在超单位、超部门、超地区范围内解决人尽其才问题的战略性措施，是培养新型人才的长远大计，必须引起高层次的管理者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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