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系列：品三国论管理18---------三国演义经营谋略精粹之管理篇

管理篇
　
1、曹操为什么不当皇帝?周瑜为什么要加害孔明？
　　——高层次的管理者要胸怀全局，目光远大
　　东汉末年的军阀割据和混战，给社会造成了严重的破坏，给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客观上要求安定统一，人民群众也日夜盼望着出现安定统一的局面。但是，乘乱起兵的大多数领导者，只有军事家的头脑，而很少有政治家眼光。而曹操却独具慧眼，清楚地认识到政治路线的正确与否，民心的向背，是决定胜负的首要因素。《三国演义》第14回记述，荀彧向曹操进策：“昔晋文公纳周襄王，而诸侯服从；汉高祖为义帝发丧，而天下归心。今天子蒙尘，将军诚因此时首倡义兵，奉天子以从众望，不世之略也。若不早图，人将先我而为之矣。”曹操听后“大喜”，慨然接受荀彧的建议，“克日兴师”到洛阳为汉献帝“保驾”；接着，他又果断接受董昭的建议，把献帝迎接到自己的根据地许都。从此，汉献帝成了曹操讨伐异己、实现统一的政治工具。这就造成政治上的优势，使割据一方的军阀陷入了被讨伐的境地。《三国演义》第56回又记述，建安15年春，曹操大宴文武于铜雀台。这时，虽然赤壁兵败，但整个北方已经扫平。王郎、钟繇、王粲、陈琳等一班文官，在宴会上进献诗章，多称颂曹操“功德巍巍，合当受命”(即该当皇帝)。曹操逐一看了他们的诗章后，笑了笑，冷静地说了一段表白心迹的话。在这段话里，他一方面极力标榜自己毫无野心，只是顺应历史的潮流而起事，是坚持统一，反对分裂的历史代表和中流砥柱，即所谓“如国家无孤一人，正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另一方面毫不含糊地表示，决不“慕虚名而处实祸”，放弃手中的兵权，回到所封的武平侯之国安享富贵。这些是多么具有战略家的眼光！在曹操临死前几个月，孙权上书表示愿意归降，并劝曹操称帝。曹操并没有老而昏庸，却以清醒的政治头脑，一眼看穿这是孙权的阴谋，企图让自己激怒天下，陷于孤立，于是“观毕大笑”，说：“是儿欲使吾居炉火上耶！”侍中陈群等进一步劝说：“殿下德功巍巍，生灵仰望。今孙权称臣归命，此天人之应，异气齐声。殿下宜应天顺人，早正大位。” 曹操表示，“苟天命在孤，孤为周文王矣。” 意思是说，即使做皇帝的条件已经具备，时机已成熟，自己也不去做。要做，让自己的后辈去做好了。具有强烈正统观点的罗贯中，也不得不在曹操死时引用后人的诗歌称赞曹操：“文章有神霸有气，岂能苟尔化为群?” “安有斯人不作逆，小不为霸大不王?”(第78回)曹操能够剪灭群雄，成其霸业，是与他政治家的胸怀和战略家的眼光分不开的。
　　另一个值得斟酌的人物是周瑜。千百年来，几乎所有的被读《三国演义》者，把周瑜要杀孔明，归之于他的忌贤妒能，对他的这个性格特征无不齿冷，其实这种理解缺乏说服力。准确地讲，周瑜的苦心，正是他战略家眼光的反映。照书中描写，吴蜀之间跌宕起伏的矛盾，是围绕着荆州展开的。争夺荆州，是继赤壁大战后《三国演义》中又一场浓笔多姿的重戏。对于刘备，荆州是入川建立根据地和出川夺取天下的战略要冲。诸葛亮隆中决策明确指出先要占领荆州。而对东吴，荆州也是生死攸关之地，要抵御强魏的侵略，必须全据长江，尤其得先占长江上游的荆襄；刘备占了荆州，就等于给东吴的喉咙里塞上一根骨头。由于曹操南下，吴蜀荆州之争暂时得到缓和，北方的严重威胁一旦解除，这个斗争必然骤起。周瑜正是根据这个战略态势，才决定要杀掉孔明。果然在赤壁的战火刚刚熄灭，围绕着荆州的借、分、索、还、夺，孙、刘便展开了激烈的争斗。从三气周瑜，发展到拦江夺斗，单刀赴会，偷袭荆州。一系列冲突的最后高潮是两国倾全力而进行的彝陵之战。在这场争斗中，周瑜被诸葛亮活活气死。如果除掉孔明的计谋实现，周瑜哪能有这样的悲剧?情节的发展，完全印证了周瑜的远见。
　　其实，周瑜并不是对诸葛亮简单地一杀了之。他先是让诸葛瑾去游说拉拢，不料诸葛亮不为所动。在你死我活的斗争中，不为我用，则必除之，这是正确的决策。周瑜即使动了杀机，但大敌当前，为了暂时利用孔明，也不急切下手，而是选择了东风乍起、胜利在握的时刻，这进一步说明他的远见和理智。
　　曹操、周瑜的所作所为，对一个高层次的管理者来说很有启迪价值。
　　由于现代企业是一个复杂的大系统和对外的开放系统，作为一个出色的高层管理者，就要能多维思考， 立体构思，对问题的看法既有深度，也有广度，还有远度。因为，唯深度的思考才能了解根本，而不会执着于事物的枝节末端；唯广度的思考才能避免顾此失彼，各执一端；唯远度的思考，才能不盲目近视，斤斤计较。
　　体现管理者多维思考的问题很多。比如：
　　举大事者必以人为本
　　这是刘备败退江陵、携民过江时说的一句话，是深度思考和远度思考的结晶。它说明刘备和曹操一样很懂得“民本”、“民心”之道。这使我们联想到“人是世界上最宝贵的因素”这个杰出的命题，正是在继承传统文化中积极因素的基础上抽象出来的。它不仅适用于古代，也适用于今天；不仅适用于战争，也适用于经济建设和生产经营。
　　作为中国当代的一位企业家，坚持以人为本，就要树立几个正确的观点。一是正确的要素观。企业的经营要素有许多种，其中人是最可宝贵的资源和财富；二是正确的主人观。企业的真正主人是广大职工群众，而不是管理企业的厂长和经理。三是正确的重心观。领导的工作千头万绪，最根本的是要做好人的工作，唤起职工群众高度的工作热情和奉献精神。衡量和检查厂长的工作，首先应该看看他是否树立了人是最宝贵资源的观念，看看他在考虑人的问题上花费多少时间和精力，在唤起职工群众的献身精神上，做了哪些切切实实的工作，并取得了多少成效。那种见物不见人、管物不管人的企业领导，是缺乏战略头脑的领导，与成功企业家的标准是大相径庭的。
　　要以天下为重
　　“愿以天下为重”。这是赵云在劝说刘备不要伐吴时说的一句话。这句话，既体现了深度、远度思考的价值取向，又体现了广度思考的社会责任感。曹操的不当皇帝和致力统一，正是这种思考的结果。一个战略型的管理人才，借鉴《三国演义》，就要在规划自己的战略目标时，自觉地把个人的事业、企业的发展和社会的需要、社会的进步统一起来。
　　战略家的多维思考，来源于哲学素养。哲学是对人生经验的反思、凝练，是对个别、特殊的概括和抽象。它要解决的问题是世界观和方法论，因而是管理科学最高层次的理论指导。掌握了正确的哲学观念，就具有从本质上，从长远，全面、系统地看问题的能力，胸怀全局，目光远大，善于处理各方面的关系，把握事物发展的大方向，争取战略上的主动和优势。因此，高层次的管理者要养成哲学性思考的习惯。
　　　
2、“既得陇，复望蜀”
　　——高层次的管理者要有永不枯竭的进取精神
　　决策者要有永不枯竭的进取精神。只有这样，才能永远进击，才能临机决断，他所作出的决策也才富有价值。
　　进取精神首先表现为永不满足的事业心
　　有个成语叫“得陇望蜀”，源于东汉初年刘秀给大将军岑彭的一封信。其意是鼓励他乘胜前进。
　　《三国演义》曾反其意而用之，将其视为贬义。那是曹操刚刚平定汉中之后。当时司马懿建议：“刘备以诈力取刘璋，蜀人尚未归心。今主公已得汉中，益州震动。可速进兵攻之，势必瓦解。智者贵乘于时，时不可失也。”刘晔也支持司马懿的建议，认为：“若少迟缓，诸葛亮明于治国而为相，关、张等勇冠三军而为将，蜀民既定，据守关隘，不可犯矣。”曹操却感叹：“‘人老不知足，既得陇，复望蜀’耶?”从而拒绝了司马懿的建议。
　　曹操的意思是告诫别人切勿贪心不足，其实需要深刻反省的应该是他自己。蜀国的法正后来对此曾评论：“曹操降张鲁，定汉中，不因此势以图巴、蜀，乃留夏侯渊、张郃二将屯守，而自引大军北还：此失计也。” 刘备、诸葛亮对这段议论也“皆深然之”。可见当时确是一次攻击西川的好机会。曹操由于一时的满 足现状和畏缩不前，留下了无穷的后患。如果曹操“既得陇，复望蜀”，则刚刚入川的刘备恐怕又会逃奔起来了。
　　《三国演义》还塑造一个不求进取的典型人物，那便是刘表。建安12年春，曹操正统兵北征乌桓，刘备建议他乘许昌空虚率荆襄之众袭之。这个好建议刘表毫不感兴趣；理由是：“吾坐居九州足矣，岂可别图?” 象这样胸无大志，无心进取，怎能临机决断，雷厉风行?虚有其名的刘表，坐吃山空，只能等待别人来收拾自己。
　　《三国演义》所提供的教训，启发现代的决策者：万万不可满足于一得之功。满足，智慧的泉水就要枯竭；满足，前进的动力就会丧失；满足，可以霎时熄灭事业的火焰；满足，可以一笔勾销成功和胜利。
　　进取精神，还体现在不折不挠的意志。由于决定胜负的因素多种多样，其中许多因素不可预测和控制，因此战场上的失败在所难免。多算，可以多胜，但不能必胜、全胜。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这是规律。甚至屡战无功，这也并不足奇。有时失败正是胜利的转机，咬着牙坚持下去，胜利的曙光就会出现，这样的事屡见不鲜，如果一蹶不振，事业便从此终止。所以贝多芬说：“卓越的人一大优点是：在不利与艰难的遭遇里百折不挠。” 战场上的最后胜利者都有前仆后继，失败了再干的毅力。进取，必须面对失败；进取，必须战胜失败!
　　千百年来，人们为诸葛亮的忠贞而注情，为他的智慧而神往，也为他矢志不渝执着于统一大业而壮怀激烈。为了实现隆中决策制定的目标，他以九分之一的兵力，北伐强魏，大有“饮马河洛之志”。他六出六退，屡挫屡起，最后死在前线。这是多么坚韧不拔的毅力！姜维继承诸葛亮的遗志，北伐中原，颇称壮举。由于种种原因，他们都没取得根本性胜利，但这种波澜壮阔的进取精神，永远值得人们学习。
　　强烈的进取心也表现在紧迫感上
　　姜维首议北伐，尚书令费祎劝阻他“只宜待时，不宜轻动”。姜维回答：“不然。人生如白驹过隙，似此迁延岁月，何日恢复中原乎?”人生有限，时光流逝，这是不可逆转的自然规律。“人生百年几今日，今 日不为真可惜!”古往今来的事业家，都很懂得时间的价值，争分夺秒，惜时如金　
　　
3、“平生谨慎，必不弄险”对吗？
　　——高层次的管理者要有冒险精神
　　诸葛亮是个十分了不起的人物，但如通常所说，他也并非完人。性格上的过于谨慎是他的一个弱点。他六出祁山而无大的建树，与此不无关系。
　　在他第一次进兵中原时，魏延曾经献策，愿领精兵五千，分道由子午谷进兵。这是一条捷径。如能得手，“不过十日，可到长安”。但诸葛亮认为，这一方案风险很大，不是“万全之计”，是过低估计了对手，“欺中原无好人物”(第92回)。于是谨慎行事，依法进兵，从陇右平坦大路逐步推进。不久，司马懿复出，街亭失守，败局已定，只得退兵。这次兴师，虽然擒了夏侯楙，败了曹真，但对魏国并无多大挫损。
　　根据某些军事家分析，从当时敌情、地形、路线等情况来看，魏延的建议颇有见地。如果诸葛亮采纳这条建议，很可能一举夺下长安，收复三秦。司马懿后来有段话对此作了证明。他说：“诸葛亮平生谨慎，未敢造次行事；若是吾用兵，先从子午谷径取长安，早得多时矣。他非无谋，但怕有失，不肯弄险。”(第95回)诸葛亮弃捷径而兜大圈子，延缓了进攻时间，难以出敌不意，而且导致疲众劳师，结果等来了劲敌司马懿，苦心准备多年的进攻告吹于一旦。
　　诸葛亮的失当告诫了现代的决策者，必须正确处理以下几个关系：
　　冒险和谨慎
　　冒险和谨慎似乎对立，其实作为成功的因素。它们又彼此统一。成功需要谨慎，但也需要冒险。谨慎固然可取，但要依时依地而行。在行动准备阶段，比如调查研究情况，制定初步方案，对比优选方案，要力求谨慎。但最后的决断和执行又要敢于冒险。因为决策者所面对的有一大批变化着的未知因素，同时主客观条件也只能是相对成熟而已。决策者不能无限期地等待。当成功的可能一旦闪现，就应该果断行动。谨慎不等于万无一失，不等于因常袭故，不等于保守等待。
　　官渡大战前夜，形势对曹操十分不利。袁绍消灭了困守在易京的公孙瓒，占有幽、冀、青、并四个州的广大地盘，军队达到几十万，成了北方势力最大的割据集团。正如《后汉书·袁绍传》记载：“合州之地，收英雄之士，拥百万之众”，被称为“一时之杰”。处于明显劣势的曹操，心有犹豫，难以决策，完全合情合理。听了郭嘉分析后，曹操下定决心，在袁绍十倍于己的兵力面前，毅然应战，终获胜利。这说明曹操善于处理谨慎和冒险的关系。
　　经营的决策与此一脉相通。一旦看准，就大胆行动，是许多成功企业家的经验之谈。
　　冒险和收益
　　冒险和出奇相联，出奇和胜利相生。战场上的危途险地，常常被人们看作与胜利绝缘，因而正是敌人将帅思惟判断的死角和不虞之地；进而也变成了敌人防御上的“空白点”。出奇意味着担风险，闯难关，但“幸运喜欢照顾勇敢的人”(达尔文语)，地狱的入口处正是通往天堂的大门。险中有夷，危中有利，越大的危险往往含有越大的胜利。倘要创立惊人的战绩，必须敢于冒险，邓艾偷渡阴平迅速逼降蜀国，就是一个典型的战例。
　　冒险和勇气
　　从认识论的角度讲，冒险就是勇于探索，勇于实践；从决策定计上看，冒险则是一种勇气、魄力。诸葛亮心理特征上的过于谨小慎微，源于思想上的压力。他蒙受刘备知遇和托孤之恩，执掌蜀国军政大权，年复一年惨淡经营，以冀完成统一大业。而对手又是强大的魏国。大概就是这种在严峻形势下的超常报效心和责任心，使得他在自己的事业面前，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但怕有失，过于小心谨慎，他的事必亲躬与此也有关系。至于说他平生如此，也并不准确。在他事业的前半生，他先是孤身入吴，继而取西川、夺汉中都表现了大智大勇。他的过于小心，从时向上看是在刘备死后，从事业上说，表现在历次北伐之上。即使这时，他也还是有隙必乘，有利必取，进则使敌不敢战，退则使敌不敢追，始终掌握着战场上的主动权。
　　现代的经营者，也常常失落在种种局限之中。面对着风险，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敢于冲刺。不管客观上的原因有多少，思想上的弱点是导致保守经营的根本原因。冒险难免遭受失败，冒险的成功率有多少谁也不能断定，但“你若失掉了勇敢，你就一切都失掉了！”(歌德语)心存杂念胆必怯。只有执着追求事业而又不过于计较成败得失，才能有敢于冒险的英雄主义精神。
　　冒险和科学
　　冒险需要勇气，但仅此还很不够。一个人既要敢于冒险。又要善于冒险。冒险不等于蛮干，冒险不等于否定科学。只有讲究科学，才可以提高冒险的成功率。魏延对第一次北伐路线的建议，正是建立在对当时各种因素比较切合实际的分析上。邓艾的奇袭，也是抓住了蜀国防守上的漏洞。
　　冒险不等于意气用事。刘备为了报自己兄弟的私仇，一定要出兵伐吴，进行了战略上的一次大冒险，结果惨败。在这里，是感情的潮水摧毁了他理智的思维。它提醒后人，决策者要首先战胜自己！在重大问题上，决不能凭自己一时的感情冲动而贸然行动。为了一时之气“拔剑而起”，“挺身而斗”，乃匹夫之勇。真正的大英雄， 应该是“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
　　在企业之间激烈的竞争中，有时可能落后，有时甚至遭受失败。是为了争面子、睹意气而不顾一切去冒险? 还是冷静思考，找出原因，采取措施，超过和战胜对方? 明智的管理者，必然选择后者。须记住莎土比亚的一句话：“人的感情和炭相同，烧起来，得想办法叫它冷却。”
　　
4、“内事不决问张昭，外事不决问周瑜”的再思考
　　——高层次的管理者要有民主作风
　　“内事不决问张昭，外事不决问周瑜”，从用人角度讲，表现孙氏家族信赖和善用人才；从素质上讲，表现了孙氏家族高度的民主作风。
　　高层次的管理者之所以要有民主作风，是因为他对全局和长远负有重大责任。只有充分发扬民主，他才能充分发挥“外脑”或叫智囊人物(或机构)的作用，从而保证决策的科学化。所谓“外脑”，就是决策者本人之外的，协助决策者进行决策的个人或团体。他们通过主动建议或接受咨询，将其知识、智慧和经验应用于决策过程之中，用输出智力成果的形式为决策者提供服务，帮助决策者做好决策工作。
　　决策者利用“外脑”，就等于延伸了自己的神经，扩大了自己的头脑。这样，第一，可以拓宽专业领域和知识范围。决策的对象不论是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等方面的问题，大多需要广博的知识。作为个人，竭尽毕生精力，也不能成为真正的“通才”，严格地讲，只能成为相对广博的“偏才”。而许多人的综合，却能够弥补个人知识的不足，为正确进行决策打下良好的基础。第二，有利于掌握和加工信息。决策需要掌 握大量信息。如果这些信息都靠决策者自己去搜集、整理，贮存，记忆、处理，无论怎样精力充沛和博闻强记的人，都是不能胜任的。这就要求一个决策者善于利用“外脑”扩大自己对信息的贮存量，并通过“外脑”对信息进行初步加工，自己最后再做出决断。第三，作为“外脑”，大多是某一方面的专家，利用“外脑”，可以大大弥补个人能力的不足，堵塞思维的漏洞。决策需要考虑诸多方面，需要处理诸多联系，需要安排好各个环节。“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一贯正确的领导者是不存在的。在这种情况下，“外脑”可以补漏，可以矫枉，可以纠错。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利用“外脑”特别要注意听取和运用他们的反面意见，是十分重要的。有句格言说得好：“测验一个人的智力是否属于上层，只看他脑子里能否同时容纳两种相反的思想。”民主作风，是一个高层次管理者真假聪明的试金石。我国古代有所谓“文死谏；武死战”之说，正是把敢于直言君主的错误作为智囊人物的职业道德。同时，我国古代还有“从谏如顺流”的说法，把纳谏作为衡量君主是否贤明的重要标准，要求一个决策者有闻过则喜，闻争则喜，从善如流的好品质。
　　利用“外脑”帮助决策，古今中外同此一理。横看魏、蜀、吴，都罗致和集中了大批智囊人物：魏国先后有郭嘉、荀彧、荀攸、程昱、刘晔、贾诩，司马懿等。蜀国先后有诸葛亮、庞统、马良、蒋琬、姜维、董允、费祎等，吴国先后有周瑜、鲁肃、张昭、顾雍、吕蒙、陆逊等。综读《三国演义》，利用“外脑”，做出高质量的决策而取得胜利的，俯拾皆是；不纳良言，压制和迫害智囊人物从而导致决策错误，遭致失效的，不胜枚举。东吴的孙策临死之前嘱咐：“倘内事不决，可问张昭；外事不决，可问周瑜。”刘备得诸葛亮，自比“犹鱼之得水”，提出“智赖孔明”，言必听，计必从。可见他们对“外脑”在决策中的重要作用，给予了高度重视。
　
5、“三杀”、“三气”之类的启示
　　——高层次的管理者必须具备创新能力
　　一部《三国演义》，描写了无数次大小事件和大小战争，计谋各有千秋，取胜彼此不同，摇曳多姿，不落窠臼。比如在赤壁大战中周瑜对诸葛亮有“三杀”，在荆州的争夺中诸葛亮对周瑜有“三气”，以及后来诸葛亮的七擒孟获，六出祁山、六次撤退，姜维的九伐中原等，写得各有特色，毫不雷同，充分反映了决策制胜必须有创新能力。
　　诸葛亮其人尽管后期决策定计过于谨慎，但总的来说并不循规蹈矩，因常袭故。书中描写，他在茅庐之中，便经常笑谈风月，抱膝长吟，自比管仲、乐毅，那姿态，那言谈，真是书生意气，挥斥方遒。即使现代的中国国民，又有多少敢如此“狂妄”?！他不拘于儒学经典，鄙睨那经学博士，痛斥小人之儒，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真是标新立异，离经叛道，他决策和导演的“草船借箭”、“空城计”、“死诸葛能走生仲达”(即司马懿)等等妙戏，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千古绝作，是在特定环境中匠心独运的艺术创造!
　　我们赞赏和推祟诸葛亮等人的创造能力，因为这种能力是一个高层次管理者必需具备的重要能力。
　　创新是大树之秧，创新是鲜花之蕾
　　生物就是在新陈代谢中成长，企业只能在除旧创新中前进。创新才能领先，创新才能取胜，创新才能大步发展。对一个企业来说，产品需要不断更新，技术需要不断更新，管理方法要新，职工的知识要新，经营思想、经营领域、经营方法都不能囿于旧习。管理的决策正是为了达到这些新的目标。它是在特定环境中通过对未来的预测做出来的，它要解决的是将要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因而它具有鲜明的针对性和未来性。它虽有共同的规律可循，但总是面对特殊，面对未来，没有固定的模式可以抄袭照搬。在这里，普遍适用的方案是不存在的，固定不变的方案是解决不了具体问题的。因此，决策是一种创造性活动。这就要求，决策者要有解决新问题、拿出新办法的使命感，敢于冒险和勇于进取的精神，创造和开拓的强烈意识，冲破旧框框、走出新路子的勇气。
　　作为一个管理者，要创新，要改革，就得不唯上，不唯书，独立思考，大胆探索，在别人不敢走的路上走出一条路来。
　　不唯上
　　诸葛亮臣服了西南后方的孟获等部落后，准备北上进取中原，但鉴于镇守雍、凉二州的司马懿深有谋略，成为难以对付的劲敌，便派人到魏城洛阳等地散布流言，声言司马懿欲反，魏主曹睿果然中了“反间”计，起了疑心，司马懿被收回兵权，削职为民，闲居宛城。于是诸葛亮率三十万大军，兵出祁山，一路上屡获胜利，夏侯楙、曹真先后被他击败，蜀军直指长安。曹睿不得不一面派人星夜到宛城召回司马懿，一面“御驾亲征”。这时，镇守魏国西南金城等地的原蜀将孟达和诸葛亮暗中取得了联系，准备乘曹睿不在洛阳之际起事，攻下洛阳。这个消息恰巧被司马懿获知。司马懿的长子司马师鉴于往日魏主对父亲的猜忌，主张先写表章到长安奏明魏主，请到圣旨后再采取行动。司马懿认为：“孟达一举，两京休矣”，形势十分危急，时间刻不容缓，“若等圣旨，往复一月之间，事无及矣，正中诸葛亮之计”。于是不避嫌疑，果断决策，星夜起兵，并且要求部队“一日要行二日路”。正当孟达庆幸“吾大事成矣”之际，司马父子的大军如自天而降，孟达措手不及，城破被杀。
　　不待圣旨而先动，这在《三国演义》中是破天荒的事情，可以说是司马氏的一大创举。它说明，一个优秀的决策者，不能只考虑个人的得失进退，一味消极地迎合和等待上司。上司的意见，往往只能规定一个大的方向，还需要进行艰苦细致的创造性贯彻落实。在有的时候，上司的意见可能不对，决策者只能把它作为信息的一种，必须经过自己的处理、筛选、加工。可见，懒于思考、奴性十足就难以创新。
　　不唯书
　　书本是前人和别人经验的总结。读书是为了增加知识和见识，提高分析新问题，解决新问题的能力，不是为了作茧自缚。因此，决策者必须根据实践对书本知识进行修正、补充、发展和创新，而不是机械地照抄照搬。“尽信书，则不如无书”。遇事念“本本”，决策看“条条”，活人做死人的奴隶，是不合格的决策者。
　　《三国演义》中塑造了一个遗笑千古的反面教员，那便是马谡。马谡自告奋勇守街亭，而且立下了军令状，以全家性命担保。临行之前，诸葛亮叮嘱再三，并制定了“下寨必当要道之处，使贼兵急切不能偷过”的正确决策，但自以为“素读兵书”的马谡，却教条主义地照搬。“凭高视下，势如劈竹”和“置之死地而后生”等书本知识，忽视了双方力量的对比，不顾地形水源等重要而具体的因素，违背诸葛亮的正确意见，拒绝王平的苦苦相劝，采取了在道旁孤山上立寨的错误主张，结果丢失了街亭这一咽喉要道，不仅葬送了诸葛亮第一次北伐的一路战果，而且断绝了30万蜀军的退路，如果没有诸葛亮随机应变，意气自若，巧施“空城计”，诸葛亮及其诸将，庶几成了司马懿的俘虏。
　　要自信
　　美围有个心理学家认为：“你想成为怎样的人，你就能成为怎样的人；你认为你能做什么事，你就能做。”此话虽然有些失之偏颇，但他强调积极的自我塑造，颇有见地。开启创新能力的第一步，是对于自己的创造能力充满信心。
　　要变革思维方式
　　传统的思维方式是孤立的、线型的、一维的。它可能实现思维的小的延伸，但不能实现思维的突破。创新是一种突破。创新需要跳跃式思维的能力，它包括诸葛亮预设“锦囊妙计”式的纵向超前思维能力，诸葛亮集百家之长而又迈越百家的横向综合思维能力，还包括三维的、立体式的思维能力。
　　跳跃式思维是思维的突破和飞跃，表现为思维进程的超阶段，思维方式的多维和多层次，思维结果的新奇和水平。它象诗人的灵感一样，有时突然而至，有时戏剧性诞生，有时出现在朦胧的半睡眠状态，有时产生于从事其他活动期间，霎时把苦思冥想的诗人，带入一个豁然开朗的崭新境地。记得有个智力游戏，要求三刀把一块蛋糕切成八块。如果只在二维空间上横切竖切，充其量只能得到六块而已。这里需要的是三维思 考。只要从蛋糕的半截处拦腰一刀，问题便迎刃而解。许多棘手问题的解决有赖于这种思维能力，比如赵云使的“空营计”，诸葛亮用的“空城计”，无不是这种思维的结果。
　　发挥潜意识的作用
　　潜意识是一种本能冲动，是人类心理活动的基本动力，是人的动机、意图的源泉。意识有时会限制人的想象，压抑本能的冲动。而潜意识却暗中支配意识，从而可以加快达到预期的目标。
　　当你对某一问题迟迟思索不出答案时，不妨暂时转移一下思考的焦点。你可以去散散步，聊聊天，听听音乐，经过一段时间的精神松弛，疲劳可以解除，新的思想萌芽便会重新油然而生。庞统扶醉坐公堂，“手中批判，口中发落，耳内听词，曲直分明，并无分毫差错”，不到半天，审断了百天案卷，李白酒后出佳句等，正是这种潜意识在发挥作用。当然，现代的管理者切不可食古不化，好酒废事，更不可有不劳而获、守株待兔的幻想。
　
6、“随机应变信如神”
　　——高层次的管理者要具备应变能力
　　《三国演义》第21回描写，刘备寄居曹操篱下，为怕引起曹操的猜疑，实行“韬晦”之计，在自己的住处后园里种起菜来了。不料曹操和他青梅煮酒论英雄，一语道破他“英雄”的真面目，刘备惊慌失措，手中筷子不觉落在地下。恰巧这时老天作美，雷声大作，刘备急中生智，以雷声巧妙掩饰而过，在这里是随机应变的能力救护了他。
　　《三国演义》第71回，描写了赵云临敌应变以“空营计”吓退曹兵的故事。汉献帝建安二十四年，魏国大将夏侯渊在定军山被黄忠斩杀，曹操得知后亲率大军20万杀奔汉中，要为夏侯渊报仇。黄忠自告奋勇深入敌后去夺取曹军粮草。诸葛亮放心不下，令赵云也领一支人马同去。黄忠在北山脚下被围，苦战多时。不得脱身，赵云见黄忠去后许久不归，急忙披挂上马，前去接应，曾先后两次杀入重围，救出黄忠及其部将张著。曹操在高处看到赵云东冲西突，所向无敌，愤然大怒，自领左右将士追赶。眼看大军追到蜀营军门以外，守营将领张翼看到敌我悬殊，情势危急，慌忙要关闭营门，赵云喝止，一面将弓弩手埋伏到寨外，一面令大开营门，偃旗息鼓，自己单枪匹马立于营外，魏将张郃、徐晃先到，看到这番情景，疑心设有伏兵，不敢向前，曹操到后，却催督众军，大喊一声，杀奔营前，这时，赵云大智大勇，依然纹丝不动，魏兵以为确有伏兵，转身就往后逃。赵云乘机把枪一招，蜀军鼓声震天，杀声动地，强弩硬弓一齐射出，魏兵心慌意乱，只顾逃命，互相践踏，死伤累累。拥到汉水边时，又互相争渡，落水淹死者无数，大批辎重器械丢弃，蜀军无一伤亡，取得了出乎意料的胜利，刘备得知后，亲到现场了解作战经过，非常赞扬地对诸葛亮说：“子龙(即赵云)一身都是胆也！”在这个战例里，看不到、也不可能有任何牵强附会、袭人故技的痕迹，所有的只是赵云的英勇气概和随机应变、创造发挥的能力。
　　《三国演义》中表现随机应变的例子还很多，曹操拔刀行刺董卓，被发觉后借物随机，顺势改为献刀；曹操马惊踏农田，灵机一动来了个“割发权代首”等，无不闪烁着随机应变的智慧之光。《三国演义》还有人竟以这方面的专家自居，那便是大名鼎鼎的庞统。当孙权问他：“公平生所学，以何为主”时，他不无得意地回答：“不必拘执，随机应变”。
　　从企业管理的角度来看，高层次的管理者必须具备这种随机应变的能力，因为低层次的管理者主要对上级的决策负责，而高层次的管理者却要面对复杂多变的环境，必须学会管理变动。
　　应变是闪烁着才能、机智、胆略之光的高超艺术，好比曹操的“割发权代首”，人们尽可以驰骋自己的想象，但是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惟有曹操在这种特定的环境里，才能急中生智，想出这个两全其美的解决问题的办法。这是一种极富个性的艺术表演。可见，应变没有统一的模式可循，没有固定的规律可依。随机的“机”是多种多样的：有天时，有地利，有人物，有事件，有情况，有势态，……应变的“变”也是千姿百态的：可以迎难而上，可以另找新路，可以寻求支援，可以等待时机，可以顺水推舟，可以置之不理……。究竟如何?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这里的共同点在于，都需要快速灵活的反应，都需要急中生智和临场发挥。
　　应变的艺术虽然妙不可言，但也不是九天上的烟云，不可企及和获得，它来自一个人广博的知识，卓越 的见识，乐观的个性，非凡的性格，尤其需要长期的实践锻炼。当刘备和刘璋翻脸时，庞统很快就指出三条可供选择的计策，这是他经验、才智在一瞬间表现出的合力。他早以才学著称于世，并且在赤壁大战和耒阳县当县令期间，得到了实际的锻炼。
7、好谋无断酿悲剧
　　——高层次的管理者需要具备决断能力
　　在“三国”人物中，袁绍是好谋无断的典型。当他刚起兵不久，他的主要谋士沮授就建议他：“今州城初定，宜迎大驾，安宫邺都，挟天子而令诸侯，蓄士马 (聚集军事力量)以讨不庭(不向邺城称臣的人)，谁能御之(阻挡)！”袁绍的另外两个谋士郭图、淳于琼反对说：“若迎天子以自近，动辄表闻(动不动就得上表请示)，从之则权轻，违之则拒命，非计之善者也。”(《三国志·袁绍传》注引《献帝传》)这正好迎合了志大才疏的袁绍的心理，得到他的采纳。结果曹操抢先一步，把皇帝劫持到许都，使袁绍陷入政治上被动的地步。《三国演义》中还有两个情节。当曹操带领20万大军，兵分五路到徐州攻打刘备时，刘备致书袁绍向他求救，袁绍的谋土田丰提出乘虚袭击许昌的建议。袁绍却为小儿子生了疥疮而愁得“形容憔悴，衣冠不整”，心灰意懒地叹道：“我将死矣”，“吾有何心更论他事乎”?决意不肯发兵。气得田丰以杖击地，跺脚长叹：“遭此难遇之时，乃以婴儿之病，失此机会!大事去矣，可痛惜哉!”(第24回) 在官渡大战之前，许攸根据曹操后方力量薄弱的情况，又一次提出袭击许都的方案，同样被袁绍拒绝(第34团)。就这样，袁绍总是象出洞的老鼠一样，东张西望，犹豫不决，丧失了许多本来可以夺取战略性胜利的大好时机，让曹操从容不迫地实施自己的一个个方案，直至最后消灭自己。
　　与袁绍无独有偶的另一个笨伯叫何进，《三国演义》 开篇不久就描写了这位宫廷政变中的悲剧人物。当时他执掌着朝廷大权，剪除一小撮宦官本是小事一桩。但仅仅由于他妹妹何太后的阻拦，他就束手无策，下不了决心。这时袁绍给他出了个主意，让他秘密召集外地将领举兵进京，逼迫何太后诛杀宦官。主薄陈琳表示反对，他建议何进当机立断，迅速行动。如果召来外兵，等于引狼入室。曹操认为问题更简单，把几个为首的宦官抓起来，交给狱吏审明罪行，依法严惩就行了，“何必纷纷召外兵乎?欲尽诛之，事必宣露。吾料其必败也。” 对于这些意见，何进不认真分析，反而斥陈琳的意见是“懦夫之见也”，说曹操的主张是“怀私意”，唯独对袁绍的“引狼入室”的建议倍加赞赏，夸曰“此计大妙”，并星夜派人往各镇引兵，造成了不堪设想的后果。当时的凉州刺史董卓，早已对中原地区虎视耽耽，怀有吞并的野心，得诏后正中下怀，乘机率兵入关。御史郑泰又一次劝何进：“董卓乃豺狼也，引入京城，必食人矣。”何进回答：“汝多疑，不足谋大事。”卢植也反对道：“植索知董卓为人，面善心狠，一入禁庭，必生祸患。不如止之勿来，免致生乱。”对于这些正确的意见，何进仍然充耳不闻。于是郑泰、卢植弃官而去，朝廷大臣跟着去者大半，以示反对。昏庸无能的何进仍不知醒悟，竟派人到渑池迎接董卓。没过几天，何进召董卓等进京的消息果然泄漏，十常侍先下手为强，把何进赚到宫里，关起门来砍为两段。何进部将便在宫门外放起火来，袁绍、曹操带兵攻入宫中，不分青红皂白，见到宦官及其家属便杀，“多有无须者误被杀死” 。鹬蚌相争，渔人得利；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场外戚与宦官的厮杀刚刚结束，董卓便乘两败俱伤之机；轻而易举攫取了朝廷大权，并纵兵在洛阳奸淫掳掠；到处烧杀，百姓纷纷逃难，繁华的洛阳被践踏得残破凄凉。从此，东汉王朝名存实亡，军阀混战益演愈烈；正如曹操曾预言的：“乱天下者，必进也。”何进当断不断，断而有错，不仅自己受其乱，而且开启了数十年战乱的祸端。
　　历史的教训，值得现代的管理者深刻反思；他警示人们，管理者必须敢于决断，善于决断。管理者的决策总是针对着一定时空和一定条件的。这不仅要求决策方案的制定要有创造精神，而且要求决策方案的制定和实施要讲究时效。同一个方案，早制定、快实施，可能得到巨大的效益；晚制定、慢实施，就可能减少效益；甚至适得其反，因为它已经失去了赖以存在的凭借。
　　迅速的决断不仅可以抓住最好时机，而且可以冲破传统的消极观念，教育那些暂时不理解者，极大地动员下属的热情，坚定下属实施方案，争取胜利的决心。要使别人坚定，首先得自己坚定。决策者在关键时刻模棱两可，优柔寡断，就要涣散下属的情绪，瓦解队伍的士气。
　　“敢断”、“善断”来源于决策者的魄力和鉴别力。大事当前，如果象袁绍，何进那样，缺乏进取精神，没有独立的见解和判断力，就会畏首畏尾，逡巡不前，就会人云亦云，成为下属意见的“墙头草”，沦为别人意见的俘虏，糊里糊涂地铸成大错。
　
8、“非学无以广才”
　　——高层次的管理者要具有“T”型战略性知识结构
　　对于一个高层次的管理者，除了具备上述几种能力之外，还应该掌握制定决策方案本身的具体本领。
　　一是运用先进手段和掌握决策技术的能力。决策既是一种科学，是由原理、理论、体制、程序等综合而成的系统整体；又是一门技术，需要运用科学的手段，借助科学的方法，特别是现代的决策行为。作为一个决策者，应该掌握有关的决策技术，了解决策所使用的手段和工具。
　　二是逻辑思维和辩证思维的能力。从认识论的角度讲，决策又是人们在社会实践中选择目标和行动方案的认识过程。决策的对象，不论是社会、军事，还是生产经营，都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它涉及多方面领域，体现种种属性和特点，尤其是具有丰富感情和心理活动的人的参与，更增加了系统的综合性、复杂性和动荡性。了解决策对象的各个要素，认识系统本身，是正确决策的基础。作为认识过程，决策首先需要敏锐的观察能力和深刻的理解能为；其次需要准确的判断能力，深入的分析能力，横向综合把握整体的能力；还需要辩证思维、抽象研究，从而揭示客观事物规律的能力。此外，它还要求具备清晰的表达能力，包括简洁明了的语言表达能力和明快的写作能力，以便准确、高效地传递信息和动员下属。
　　上述种种能力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知识，二是实践。其中知识是决策能力的基础。决策者只有具备丰富的知识，才能视野开阔，才能综合分析，才能联想，才能发挥。
　　《三国演义》所塑造的高明决策者，在当时历史的层次上，都是好学不倦、博学多才的典型。
　　在罗贯中的笔下，诸葛亮是智慧的化身。他预测未来，决策定计妙不可言，真是“盖天下一人也” 。他的本领，正如他在第l09回里致曹真的信中所说的：“窃谓夫为将者，能去能就，能柔能刚，能进能退，能弱能强。不动如山岳，难测如阴阳；无穷如天地，充实如太仓，浩渺如四海，眩耀如三光。预知天文之旱涝，先识地理之平康；察阵势之期会，揣敌人之短长。”他的知识，正如他在第46回中对鲁肃所说的：“为将而不通天文，不识地利，不知奇门，不晓阴阳，不看阵图，不明兵势，是庸才也。”这些虽有文学家的艺术渲染，但也是以生活的真实作为依据的。从现有的《诸葛亮集》里可以看到，诸葛亮对经史子集、天文地理、兵书器械、农工计算、医卜星相等，都相当精通，多有所著述。他何以如此多才多能？在《诫子集》里写道：“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可见，这是他长期专心致志、刻苦读书的结果。而且，他学习的指导思想是学以致用，即为了“治性”、“接世”。他不仅要做辩士，而且要做豪杰；不仅要成为博学家，而且要成为实干家。他学习的方法是“独观其大略”，反对“务于精熟”（《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魏略》)，即不主张采取拘泥一家的纵向式方法，因而做到了涉猎广，领会深，有独到见解，能融会贯通，举一反三，为我所用，有所创新。他在《论诸子》一文中，曾以寥寥数语，精辟地褒贬了百家之学：“老子长于养性，不可以临危难。商鞅长于理法，不可以从教化。苏(秦)、张(仪)长于弛辞，不可以结盟誓。白起长于攻取，不可以广众。子胥长于图敌，不可以谋身。尾生长于守信，不可以应变。王嘉长于遇明君，不可以事暗主。许子将长于明臧否，不可以养人物。此任长之术者也。”(《诸葛亮集》)在这里，他所评论的，既有先秦时代的老子，商鞅、苏秦、张仪，白起等人，又有稍前于他的哀帝时以敢谏闻名的丞相王嘉，还有他同时代的那个曾说曹操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的许劭(字子将)，从而使他能取人之长，避人所短，成为智慧、道德的一代楷模。正是根据以上事实，《三国演义》的作者才创作了“舌战群儒”这场精彩的好戏。当严畯以挑战口气问诸葛亮“治何经典”时，诸葛亮回答：“寻章摘句，世之腐儒也，何能兴邦立事?且古耕莘伊尹，钓渭子牙，张良，陈平之流，邓禹、耿弇之辈，皆有匡扶宇宙之才，未审其生平治何经典。——岂亦效书生，区区于笔砚之间，数黑论黄，舞文弄墨而已乎？”批驳得严畯低头丧气而不能对。当程德枢讥笑他：“公好为大言，未必真有实学，恐适为儒者所笑耳”时，他痛快淋漓地斥责了那种“惟务雕虫，专于翰墨；青春作赋，皓首穷经；笔不虽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的“小人之儒”，指出这种人“虽日赋万言，亦何取哉！”正如毛宗岗在这里所批注：“看低天下多少文人，学土。”诸葛亮的勤学，善学，使他独步云霄，技压群芳，成为一代知识分子的骄子。
　　吕蒙是继周瑜、鲁肃之后，东吴最突出的一员将领。他曾为孙权、鲁肃屡出良谋，特别是乘关羽北上围攻樊城时，决策、指挥了偷袭荆州的战斗，为东吴夺回了长期费尽心机与刘备争夺，并为之付出惨重代价的荆州，拔掉了东吴的眼中钉——关羽。孙权曾夸他：“设计定谋，立取荆州，胜子敬(即鲁肃)，周郎多矣！” 但是据史书记载，这个吕蒙在很长一段时间并不高明，他的长进与读书学习有着很大关系。他出身贫寒，没有文化，后来投靠姐夫入伍打仗，作战非常勇敢，立了不少战功。在征黄祖一战中，表现尤为突出，被孙权提拔为横野中郎将，赐钱万千。他满足于自己的作战经验，仍不注意学习，一些人不免看不起他。孙权针对这种情况，劝他读点书。孙权说：读书才能求得更多的知识和更大的进步。可吕蒙推托军队里事情太多，每天忙不过来，没有时间读书。孙权进一步开导他说：我难道要你精研经书去当博士吗？但普遍知识总得具备啊!你说忙，难道比我还忙么?我小时候读过《诗经》、《书经》、《礼记》，《左传》，《国语》等，只是没有读过《易经》。自当政以来，温习温习历史，读了读诸家兵书，获益不浅。你很聪明，只要肯学，一定很容易见效。应当赶紧读读《孙子》，《六韬》等兵书和《左传》，《国语》等历史书。汉光武帝即使在戎马倥偬中，也不忘学习，经常手不释卷，曹操也自称老而好学。你为什么偏偏不能抓紧时间坚持自学呢?吕蒙听了这一番话，很受感动，从此孜孜不倦地读书，进步很快。一次，代都督鲁肃巡视吕蒙的住地陆口，吕蒙问他：和关羽为邻，你打算如何又联合他又警惕他，有没有考虑过？鲁肃满不在乎，而随口应道：没有考虑过，到时看着办，吕蒙严肃地提出批评，然后滔滔不绝地分析了双方形势，并当场提笔，写出五条良计。这使一向看不起吕蒙的鲁肃大为吃惊，赶紧离座走到吕蒙跟前，抚着他的背说：我以为你只懂武略而已，现在学识如此渊博，已不是过去的“吴下阿蒙”了。吕蒙笑道：“士别三日，即更刮目相待。”(《三国志·吕蒙传》注引《江表传》)吕蒙成长的过程说明，一个人在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认真地读书，把实践和理论结合起来，就会取得长足进展，增加画谋决策的本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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